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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时代的文学传播是建立在一个从希腊化时代开始实际上就没有怎么改变过的教育体系上的，我们可以将这一体系描绘为“自由的”
和非技术的。
具有一定社会地位家庭的男孩，在中学学习古典诗歌（尤其是荷马和赫西俄德的）和几出悲剧（特别是欧里庇得斯的）之后，他们就将去学习雄辩术，无论他们将来选择从事什么职业，法律、政府机关、市政部门、教书还是文化创作，这都是必要的进阶之路。
雄辩术以德摩斯梯尼（Demosthenes）和其他雅典演说家为榜样，旨在通过数十本教材的学习，获得广为公众接受的演讲和写作能力，他们使用古色古香的语言风格，也就是雅典式的希腊语，这是他们身份的象征。
尽管在教育过程中没有刻意强调意识形态的东西，但是这种教育处处渗透着多神教的学问。
男孩们不得不学习课本中众神的神话和谱系，也就随之吸收了多神教徒的价值观。
这些东西来自学习修辞学的过程中，同时也是其实践的结果，他们会从语法学、历史、神话、地理、占星学以及晚餐后的闲谈之中积累起大量的多神教知识。
我们很难估计晚期罗马世界的人们对于雄辩术的热衷程度。
修辞学教授（被称作修辞学家或诡辩家）在主要城市中拥有接受捐赠的讲席地位，他们吸引着各地学子蜂拥而至，在大群听众面前公开发表演讲，还会作为使者去为当地利益据理力争，并被竖立雕像而流芳千古。
他们和著名的哲学家一样，是除统治者之外，被传记作家树碑立传的一群人，此后，只有基督教圣徒才能享有这一特权。
总之，修辞学是一种文化黏合剂，将分布在帝国各地的城市精英们连接在一起。
不仅仅是学生来自各地，教授本身也逐渐变得国际化。
我们在4世纪著名的修辞学家中发现两位阿拉伯人、一位腓尼基人、一位来自遥远的尼西比斯的美索不达米亚人，以及一位基督教化的亚美尼亚人，他就是鼎鼎大名的布罗埃莱西乌斯（Prohaeresius），这真让人惊讶。
让我们来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吧，那就是里巴尼乌斯（Libanius，314—393年），他也许可以被形容为4世纪的“文学先生”
。
其保存至今的著作按照标准的版本来说足足有11卷，其中大部分还没有被今人广泛阅读，这些作品包括64篇演讲、1544封书信、51篇辩论文章和许许多多的学校习题。
里巴尼乌斯是个土地贵族，他在其出生地安条克担任过半个世纪的雄辩术讲席教授。
君士坦丁统一帝国后十年，他刚刚出生，尤里安皇帝是他的好友和崇拜者。
在信奉基督教的军人狄奥多西一世登基后，他依然在世，然而后者却给予他这个多神教徒以荣誉执政官的地位。
但他并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他所见证的意识形态领域重大变化的记录，对于基督教的问题，他事实上采取沉默的态度。
这不是因为他活在象牙塔中。
他有将近200名留下姓名的学生，他也一直为他们的前途利益不遗余力地游说疏通。
这些人后来成为政府官员、律师、教师或市政议会成员，这就给他个人创造了巨大的人际关系网络。
这些学生中也有基督徒，据说包括“金口”
约翰、纳西盎的格里高利以及摩普绥提亚的狄奥多尔（TheodoreofMopsuestia），他们都是叙利亚教会的顶尖神学家。
里巴尼乌斯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他们：他捍卫自己所理解的那种文化；他抱怨那些通过学习法律和速记法进入帝国政府大门的“技师”
；他哀叹多神教神庙遭到关闭。
他的名声相当大，以至于基督教政府也不敢审查他的著作或对其施以惩戒。
但是他成功的秘诀是什么呢？应该不会是他的个性。
在其自传中，他表现出空虚、神经过敏、迷信和恶毒，尤其是针对他的竞争者时更是如此。
我们只能得出结论，他的名声依赖于他广为人知的文学才能和公开演说的天赋，同时代人对其所做的评价到后世也没有发生改变。
在整个拜占庭时代，他一直都是雄辩术的典范（因为他的作品被保留下来），只是到19世纪，他才逐渐变得湮没无闻。
直至今日，我们还不得不阅读他的希腊文作品：因为他的著作只有小部分被翻译成现代语言。
基督教会是如何对付像里巴尼乌斯所传播的这种文化的？除了全盘抵制外（这是最基本的解决办法），还可以默许其传播，抑或编写和提供新的基督教的经典著作，以供教学之用。
然而，这样的基督教文学并不存在，并且从整体上看，《圣经》本身，其语言和写作风格都非常原始，即便其中的只言片语非常引人入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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