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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形形色色的诡辩术被用来证明基督教不仅是个古老的宗教，更是历史最为悠久的宗教：鉴于亚伯拉罕是犹太教的创始人，因此在其之前的人类始祖就既不能被称为犹太教徒，也不能被称为偶像崇拜者，他们只能是原初的基督徒。
这样，基督教就可以追溯到伊甸园的时代了。
事实上，基督教甚至比它看起来的更加年轻，因为它的名字最初出现在提比略（Tiberius）皇帝统治时期，而其教义直到使徒时代才彻底修订完毕。
我们无意在这里描述此后教义的屡次调整，那些对其所做的精心修饰在教会走向普世化的过程中转变为小规模的弥赛亚运动，但是我们需要重点说明，从君士坦丁打开其身上的枷锁时起，一直到拜占庭历史结束为止，基督教的教义绝非一直没有变化。
当诡辩家塞尔苏斯（约180年）声称基督教只能吸引妇女、幼童和奴隶时，他表现得有点不谙世事，因为就在那个时候，基督教思想家已经着手启动不可逆转的进程，那就是将他们的宗教转变为一种哲学，也就是说一种协调一致的完整体系，这一进程被评价为古代晚期知识领域最重要的成就。
我们对最终整合完成的信仰太熟悉了，以至于我们很容易忘记学者和他们那些吹毛求疵的深思熟虑在教义体系形成过程中的作用。
与传统的古希腊诸哲学派别不同，基督教哲学的基础是字字珠玑的《圣经》中的那些启示。
《圣经》中的一大部分（现在被称为《旧约》），是部落的历史、传统的仪式、宇宙观、预言和通灵沉思的混合物，东地中海地区的民众对这些东西非常陌生，只有把它们翻译成口语化的希腊语（theSeptuagint）人们才能对其有所了解，然而这些翻译显然不能做到十分精确。
因此，第一步就必须按照希伯来的传统仔细核对《旧约》：将伪经剔除出教规信条；然后对真经的每一卷做详尽的解释，分别说明它们的字面意义和象征意义；最后还要将那些不再使用的东西，也就是说传统的仪式一一识别出来——但这仅仅是工作的开始。
鉴于《旧约》大体上是一部讲述某个边缘民族命运的历史作品，基督徒不得不将其中的内容和编年与希腊人、罗马人、埃及人和巴比伦人的历史结合起来（大部分内容都是他们编造出来的，但是却广为人们接受），然后将《创世记》中关于上帝创造宇宙的描述修改得符合当时社会的宇宙观，使之真实可信。
还有就是要解释为何全能的上帝在历史中的绝大多数时间都只关注犹太人的拯救，而将其他民族排除在外，以及为什么基督直到这么晚方才道成肉身。
再往后这一体系难于解释的核心问题就是为何圣子基督在初始“与神同在”
，创造了万事万物，之后却“化为肉身”
（这在当时的多神教徒看来是自相矛盾、不可接受的），并且的的确确承受了与神身份不符的卑微的死亡。
圣子是圣父的散发之物还是一个与之区别的个体？如果是后者的话，那么他是自我存在的还是在万世之先为圣父所造？也就是说，这是否会使其变成一个次等之神？
这些是基督教在转化成一门哲学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解释，尤其是关于圣子的阐述，在君士坦丁之后还要延续整整三个世纪。
然而，如果我们回到更早的时代，就会发现并非所有的基督徒都热衷于将基督教转化为一门哲学，他们牢记圣保罗的警示：“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就把你们掳去。”
（《歌罗西书》，2:8）在这一问题上，基督徒内部有广泛的歧见，殉教者查士丁（JustinMartyr）认为，基督教是唯一“确定和有益的”
哲学派别。
而德尔图良（Tertullian）则有一句名言，认为雅典和耶路撒冷毫无关系：“所以雅典和耶路撒冷有什么关系呢？学术对教会有什么益处呢？……我们的教规是来自所罗门的柱廊。”
基督徒不是哲学家，不仅是因为哲学的虚空性不能为我们提供固定的答案，更重要的是哲学没有效用，它不能驱走恶魔，而基督教可以。
德尔图良关于魔鬼直白的表述在《新约》文本中比比皆是，这可以被理解为一种隐喻。
像马可·奥勒留这样的贤人可以对这样孩子气的言论不屑一顾，然而相信魔鬼的存在在古代晚期是一种特有的风气。
魔鬼并非如希腊人所认为的是一些小神（daimones），它们是不死的、快速移动的恶灵，它们附着在人类甚至农场的动物身上，使他们神经错乱，罹患各种疾病，并使人类产生邪恶的欲望。
圣保罗写道：“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争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争战。”
（《以弗所书》，6:12）黑暗的统治者（kosmokratores）是那些支配地下世界的恶魔，多神教庞大的体系只可以被理解为一座巨大的恶魔机器，禁止信仰它并不意味着魔鬼活动的终结。
恶魔依然从神殿中散出，它们在那里由动物牺牲的油脂和焚烧的烟雾所滋养。
恶魔会进入乡村、坟墓和隐修者的居所，尤其会存在于高层的大气中。
基督教从诞生之日起就是对抗恶魔最有效的武器，基督自己就是个驱魔者，他曾经明确地向其门徒承诺给予他们征服魔鬼的力量，多亏这项礼物，基督教才赢得了它的第一批皈依者——也许是其早期皈依者的大部分。
从欧洲中世纪早期的历史来看，我们倾向于承认皈依基督教提升了很多民族的文化知识水准。
这一点对于萨克森人、古斯堪的纳维亚人（Norsemen）、古波罗的海人（Balts）和斯拉夫人来说是毫无疑问的。
但是古代晚期世界的基督教化则经常被我们视为发达民族的文化水准走下坡路。
这并不是说在2世纪末之后的基督教可以被我们描绘成反知识的，恰恰相反，如我们前文所述，它变得越来越博学，而这个时期出现的那些“教义”
论文和护教书则深受多神教哲学的影响。
有多少非基督徒会阅读这些文章还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但是如果他们不怕麻烦非要去看，也许会发现这些东西使人感到枯燥无聊。
这就是困难所在。
因为那个时代的文学传播虽不广泛，但却高度发达，接下来我们就要考虑一下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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