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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神圣的内阁”
（saia）给公职人员发放委任状的时候，皇帝则给那些新获得荣誉头衔的显贵亲笔签发一份诏书（codicil[2]）或任命书。
狄奥多西的米索里姆盘上表现了这一隆重的场景。
在象牙折叠画板上，斯提里克的幼子尤克利乌斯手持他的任命书，很可能正在宣读他的任命决定。
某些官员（如大区长官、军队司令官或其他一些军官）的任命书是刻在镀金的象牙板上的。
在使用目的上，尤克利乌斯的象牙折叠画板很明显与那些在元旦就职的罗马和君士坦丁堡的执政官不同。
他们的象牙折叠画板上绘有官服和他们从事的活动，常在朋友和元老院的同僚中流通。
与皇帝一样，拜占庭官员也有他们独特的官服。
公职人员吕底亚的约翰大约于550年在其作品中细致地描绘了东方大区长官是如何穿着一件紫色的长袍、一条带有金腰带扣的绯红色皮带，以及一件用饰针或襟针固定在右肩上、带有彩色贴片（tablia）的斗篷（chlamys）的。
同时期的一位律师阿加赛阿斯（AgathiasScholastikos）在他的一首短诗中刻画了执事长官（MasterofOffices）狄奥多尔的形象，他正在从一个大天使手中接过他官服上的腰带。
有一句俗语叫作“放下他的腰带”
，意思是从现岗位上离职。
非皇帝使用的饰针是十字弓形状的，与腰带扣一样，它的材质通常是黄金、白银、铜质镀金和青铜。
按照普罗柯比所言，人们不得不佩戴铜质镀金的胸针和其他赝品首饰，以防被盗。
4—6世纪人们佩戴的不同样式饰针能够在同时代的肖像和那些军事圣徒的圣像上得到反映。
赠予达官显贵特殊服饰的传统从古代晚期一直延续到了中世纪早期。
最高等级的贵族可以得到一件紫色、红色或白色的长袍，一件斗篷和一条腰带；其余的则被赐予象牙手牌、一个金领子、一条金质马鞭或一个饰针。
这一习惯可能终结于科穆宁时代。
在拜占庭时代，从6世纪开始，带图案和（或）使用者头衔的铅封被广泛应用在文件和通信中，在上面事先涂上一层蜡会更加方便使用。
铅封是由一种类似钳子的厚重工具（boulloterion）制成的。
在罗马时代，人们经常用铅来给大捆货物打上封印，这一传统被拜占庭的商业代理人（kommerkiarioi）继承下来。
迄今为止，在伊斯坦布尔已经发现了多达5万枚的拜占庭铅封，这对我们研究拜占庭的行政机构与人物传记（prosopography）大有裨益。
玛利亚·芒德尔·曼戈（MarliaMumdellMango）
君士坦丁堡
尽管被冠以新罗马之名，但是君士坦丁堡其实和台伯河（Tiber）畔的那座城市没有什么相似之处。
君士坦丁的首都只包括六座，而非七座山丘（第七座是狄奥多西二世时期增加的），它的基本城市特征是笔直的柱廊街道，间杂着广场和装饰性的纪念碑，这是罗马帝国东部大都市的典型特征，如帕尔米拉、安条克和阿帕米亚等。
只有到了狄奥多西一世统治时期，他才明显地精心模仿罗马的外观。
他是一个西班牙人，自称是图拉真皇帝的后裔。
如今已为断壁残垣的狄奥多西广场当初是罗马著名的图拉真广场的缩小复制品，它是一个横向的巴西利卡式建筑，并且有一根模仿图拉真广场的“记功柱”
（historiatedn）。
狄奥多西一世之子阿卡狄乌斯皇帝后来又在这里竖立了一根较小的记功柱。
比邻而居的皇宫和赛车场明显带有罗马帕拉丁山丘（Palatine）和大竞技场（CircusMaximus）的影子，这甚至在君士坦丁之前就是“四帝共治”
期间各位皇帝都城的典型特征。
为什么君士坦丁选择了将他的新都建在拜占庭城的旧址上呢？仅仅是为了纪念他在324年于克里索波利斯对李锡尼取得的胜利吗？还是因为他倾心于这里得天独厚的，至今依然吸引众多游客的自然条件？海峡地区（博斯普鲁斯和达达尼尔海峡）确实在3世纪开始变得更为重要，因为皇帝不得不同时面对在叙利亚边境再度复兴的波斯人和多瑙河北岸的蛮族部落。
作为通向黑海的大门，拜占庭是一个对抗北方蛮族，也就是当时帝国主要的敌人哥特人绝佳的大本营，君士坦丁没有预料到，但却成为事实的是，在378年亚得里亚堡惨败之后，蛮族军队迅速渡过多瑙河，此时已经没有什么天然屏障能够阻止他们向君士坦丁堡进军了。
君士坦丁堡在应对来自欧洲内陆方向的入侵时的脆弱性成了拜占庭历史的典型特征，无论敌人是哥特人、匈人、阿瓦尔人、保加尔人还是帕臣涅格人都是如此。
当奥斯曼帝国于18—19世纪衰落的时候，相似的一幕再度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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