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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蛮族的统治者常常会模仿这些服装和配饰。
我们可以从文字史料与肖像画中了解帝王的服饰。
克里普斯（Corippus）描绘了在查士丁二世的登基大典（565年）上，随从人员是如何捧着皇帝的长袍、镶满宝石的腰带、皇冠以及胸针的。
皇帝的饰品是如此重要，以至于查士丁尼再次颁布了先前的一条法律：“从此以后，任何人（除了皇帝以外）不可在他的马匹的笼头和马鞍，以及自己的腰带上使用珍珠、绿宝石和红宝石作为装饰。”
如果有人违反这项法律，那么他将被课以100磅黄金的罚款，并被判处死刑。
此外还有关于紫色丝绸的类似立法。
皇帝使用的饰针，按照普罗柯比的描述是一个带有三颗下垂宝石的圆形襟针，狄奥多西一世和查士丁尼都留下了佩戴它的图画。
查士丁尼曾经允许外国统治者，如五位亚美尼亚的专制君主使用这种胸针和红色的靴子，这被认为是一种不同寻常的特惠权。
在此之后的拜占庭皇帝也曾经将皇冠“作为宣称宗主权的象征”
送给哈扎尔人、匈牙利的突厥人、罗斯人和其他蛮族国王。
在处理特别重要的文件时，皇帝使用一种金质封印（chrysobull），将名字附着在文件之上。
皇帝对境外势力使用的金质圆玺封印的重量与后者的重要程度有关。
在10世纪中期，最重的封印有4索里德（一种金币）重，用于巴格达的哈里发和埃及苏丹，最轻的1索里德圆玺封印则是给罗马教宗的。
那些带有金封的文件，包括大量的与地产和特权的赏赐有关的内容，至今依然保存在阿索斯圣山和帕特摩斯（Patmos），以及其他地区修道院的档案之中。
这些文件上通常都有皇帝用红墨水所署的签名。
纵观其整个历史，拜占庭国家被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所统治着。
一些文件记录了它的人事编制，如早期的《百官志》（NotitiaDignitatum）和中晚期的《战术准则》（taktika）。
晚期罗马帝国的精英阶层不因血统产生，而是来自国家的行政部门，并且所有的部门，无论民政或军事，都以等级服役制度（militia）为标志。
不过，在那些长期服役的官职和更高级的、拥有荣誉头衔的职位之间还是存在着细微的差别。
大约编写于400—429年的《百官志》是一份罗马帝国民政和军事官职的名单，它现存的副本展示了宫廷官员（itatus）和大区长官之下的行政官员的徽标与官服。
编于9世纪晚期到10世纪的《战术准则》列举了官职和荣誉头衔的等级。
899年菲洛塞乌斯（Philotheos）的《宴会箴言》（Kletion）提到了7个等级和18个荣誉头衔的72个官职，以及8个宦官的职位。
荣誉头衔的持续贬值导致新的头衔不断产生，例如10世纪的“重臣”
（proedros）和11世纪晚期的“可敬者”
（sebastos）就是如此。
到了12世纪晚期的时候，“可敬者”
已经被“最可敬者”
（paos）和“首席可敬者”
（protosebastohypertatos）取代。
在《百官志》的众多官职中有一个叫作档案官（Magisters）的职位，它是一个宫廷官职。
《百官志》描绘该部门的那页上绘有一些法典和卷轴，对应那些担负法律和行政职责的官员（memoriae，epistolarum，libellorum），以及希腊语文书官（magisterepistraecarum）。
后者负责用希腊语撰写信件，或将那些拉丁语信件翻译为希腊语。
埃及保存了许多这一时期的纸草文件。
尽管到了古代晚期，文学作品和其他一些文本是写在羊皮纸的手抄本上，但是纸草依然被用来撰写文件。
我们使用的“议定书”
（protocol）一词便来自纸草卷轴，它的意思是粘在其他纸张上的第一页文件（kollema）。
查士丁尼一世《新律》（537年）的第44条规定，所有在君士坦丁堡签署的公证书必须在议定书上保有时任圣库伯爵（esreiprivatae）的签名、日期以及其他细节，这份议定书要和其余文件粘在一起，以此避免诈骗行为。
此外，为了进一步确保文件的真实性，议定书经常使用一种特殊格式，并用非常难以辨认的手写体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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