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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年史更多起到的是历史教育的作用，而不被视作文学著作，这就意味着，一旦有新的或修订后的编年史作品出炉，老版本常常会被束之高阁。
恺撒里亚的尤西比乌斯（EusebiusofCaesarea）于公元300年左右始创教会史，这种形式的历史作品关注主教之位的传承，尤其详于记载教义争端，同时也涵盖了一些世俗的内容。
该类作品的一个独有特点是引用原始文献，这使其成为现存史料中最具学术气息的一类。
不幸的是，用希腊语编写教会史的传统在公元600年左右中断了。
拜占庭世界没有怎么出现地方性或修道院的编年史，而在西欧这恰恰是十分普遍的。
现存的史料在拜占庭千年的历史中分布极不均匀。
一些时代，如尤里安（Julian，361—363年在位）短暂的在位时期和查士丁尼（527—565年在位）长久的统治时期，史学成就辉煌灿烂，而其他一些时期则极为暗淡无光。
非常奇怪的是，4—5世纪，甚至包括君士坦丁的时代，除了教会史之外，很少有重要的长时间跨度的原始文献存留至今。
7—8世纪，甚至9世纪都是众所周知的史学黑暗时代。
这一时期帝国正开始从内忧外患中复苏，但记录该时期历史事件的文本都是一百年之后编纂的，这就让这些记载受到了质疑。
从10世纪中叶开始，历史记录变得丰富起来，直到帕列奥列格时代（Palaiologanperiod）达到全盛，然而这却是拜占庭历史上最不重要的一个时段。
除了分布不均匀之外，我们还可以发现，大量史料会因宗教或王朝更迭等原因被故意歪曲。
支持异端教义的皇帝无一不遭到例行公事般的诋毁，如君士坦斯二世（sⅡ，641—668年在位）和那些支持毁坏圣像的皇帝，他们实际上一直殚精竭虑地为生存而奋斗，并成功地保护了帝国。
而远没有那么美好的伊琳妮（Irene，797—802年在位）统治时期则被粉饰得光彩亮丽，只是因为她恢复了“正统的”
信仰。
尼基弗鲁斯一世（NikephorosⅠ，802—811年在位）是一个机敏的改革家，却遭到了抹黑，因为他颠覆了伊琳妮的统治。
米海尔三世（MichaelⅢ，842—867年在位）被塑造成了另一个尼禄（Nero），他的形象是一个酒鬼和浪**子，这是为了衬托谋杀他的巴西尔一世（BasilⅠ）的正面形象，后者建立了延续时间长久的马其顿王朝（‘Madynasty）。
这些篡改是如此彻底，以至于我们几乎很难了解到历史的真相。
大部分拜占庭历史著作关注的都是皇帝的言行、叛乱、战争、宫廷秘闻以及主教之间的分歧这样的事情。
这导致我们今天撰写的拜占庭史依然不可避免地涉及这些内容。
当然，也存在一些能够偶尔提供其他信息的史料，如皇帝敕令、圣徒传记（这类史料数量很多，内容高度程式化，并且其风格往往流于虚幻）、书信集、会议法案、辩论文章、华丽的演说词、诗歌，以及其他一些非希腊语的，如拉丁语、阿拉伯语、叙利亚语和亚美尼亚语的文献。
然而，即使这些五花八门的材料可以作为补充，其中心内容依然是皇帝逸事、密谋诡计和战争。
这些故事至今还吸引着大量的读者。
但是大多数专业的历史学家，不管自己的兴趣是什么，他们都更愿意谈论一些不同的话题，即研究隐藏在故事背后的经济、社会或人口统计等机制性问题。
这是有形的事件史（histoireévéielle）之下的基石。
解释是什么原因让帝国在9世纪中兴，显然比探讨米海尔三世到底是不是个酒鬼更有意义。
如果在这个方面，拜占庭史学看起来是中世纪研究中最落后的领域的话，那么这一缺陷与其从业者并无干系。
我们对西欧社会和经济详尽的了解，是建立在数以千计保存至今的宪章、教区记录、税收登记簿、遗嘱和合同等文件基础之上的。
而关于拜占庭，我们只有很少的文件资料，并且置为数众多却晦涩难解的、由埃及纸草文书提供的阿拉伯征服之前的佐证于一旁。
到了中世纪的时候，我们仅仅拥有一些涉及土地占有的修道院档案〔主要在阿索斯圣山（MountAthos）、南意大利、希俄斯岛（Chios）、帕特摩斯岛（Patmos），此外还有一小部分来自小亚细亚地区〕、少量修道院创立者制定的章程、涉及黎凡特（Levant）贸易的意大利文件、一份1315—1402年牧首法庭的登记簿，以及其他一些零碎的残篇。
我们不能指望这些贫乏杂乱的材料会突然增多，我们也无法依靠石碑上的铭文加以弥补，尽管后者为我们提供了如此之多的古代社会、制度和宗教方面的信息。
虽然几乎没有文件留存至今，但是我们能够看到数量相当可观的铅封（大约有5万件之多）。
这本来是文件的附着之物，却逐渐被刊印出来，当作史料利用。
其中包含的主要是人名和头衔，但是偶尔也能瞥见其他的内容，如贸易信息，因为携带这些商业（erciarii）印章的人可能是海关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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