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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不止一个出版社出版了比较新的全球文明史、全球通史的书，可以看，兼听则明。
但是我认为这些人对于中国历史的了解肯定不如日本学者，因为日本学者是在寻找自己文明的根，在古代，中国是日本的老师。
跟日本学者聊天，他们说起中国古代都有一种乡愁，他们中文的底子比较好，也比较关心中国历史，所以日本学者对中国的研究是相当值得重视的。
至于国内，比较遗憾的是，这方面的书真的还比较少，我个人也希望做这样的努力。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学术方向和学术兴趣，我很难写出宏大的、总括性的书，我的作品都是理论联系实际，从田野一线的实践出发，或者我作为一个资深考古人，如何来看学科和学术史，我是这种类型的写作。
无论是大家作为爱好者来学习，或同学们来复习考试，都需要综合性的东西。
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出的多卷本《中国考古学》，比较适用于考研究生，太专业。
现在看来，三联书店最新出版的刘莉和陈星灿老师的《中国考古学》，从旧石器晚期一直讲到早期青铜时代，是一本性价比比较高的书，很难得的，体量也比较合适，又吸纳了最新的考古发现、最新的研究成果。
我觉得这类书都值得一读。
看理想：这本书是我们做第一卷时的参考用书，写得太清楚了，也足够深入。
您刚说日本的历史学者、考古学者看中国的历史有一种乡愁，有一种寻根的欲望。
那么对于您而言，确立早期中国的历史意义在哪儿？
许宏：今年正好是中国考古学诞生100年。
从安特生1921年发现仰韶村开始算，今年正好考古百年，有一系列的纪念活动。
非常有意思的是，这100年来，中国文化受到外界的刺激、碰撞，导致中国人感觉从天朝上国到处处不如人，亟需找到自己的本源，找到精神家园。
考古学是应运而生的一个学科，我们被打蒙了或者被打醒了，已经不大相信流传了2000多年的文献中三皇五帝那套东西了，故纸堆走不通了，那么就像傅斯年先生所说的那样，“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
，我们要在田野上找寻中国和中国人的根——我是谁，我是怎么来的？考古学在这个时候应运而生。
在我看来，考古学在诞生之初，就是为了解答，至少是想解答中国人自身来源这样的大问题的一门显学。
因此，中国考古学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中国几乎是全球唯一的，在诞生之初就由本土学者来主持、执掌田野考古发掘和研究的国度。
无论是在埃及还是在印度河流域、两河流域，美洲就更不用说了，基本上都是欧美学者主导发掘研究的，有些现在还是。
而中国考古学1921年诞生，1928年国家级的研究机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就已经开始进驻安阳，进行殷墟发掘了。
中国考古学从一开始，就是带着寻根问祖的意愿来发掘的，我管它叫“学术上的寻根问祖”
。
这与其他国家的学者研究中国历史相比，有一个好处，即我们与研究对象之间有文化上的浓重的亲缘关系。
这使得像甲骨文这样完全失传的文字，一旦进入民国学术大家的法眼，就结束了常年被国人当药引子吃进肚子里的命运。
这些大学问家马上通过《说文解字》这样的字书，将甲骨文和当代汉字联系在一起，迅速解读。
这与法国学者商博良解读罗塞塔石碑，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这是我们的优势。
▍ 1918年深秋，瑞典地质学家、考古学家安特生在河南进行野外调查
▍ 1928年秋殷墟第一次发掘，董作宾（右）与李春昱正在测量（《殷墟发掘照片选辑（1928—1937）》）
我们稍显不利的一面，或者说应该警醒的是，我们是带着浓重的情感来做研究的。
我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把研究对象跟自己连在一起，而没法首先把它们当作他者。
而作为一门学问，面对研究对象，首先要客观理性。
在处理救亡图存、追求文化认同和科学理性、求真逐理的关系上面，我们有的时候是纠结和拧巴的。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外国学者写的中国历史，使我们能够跳出既有思维里不利的一面，从另外一个角度感受，中国历史是怎么走过来的。
读外国学者的中国史研究，很大的意义就在于此。
对我个人来说也是这样，我这些年融进了本土学者在学术上寻根问祖的洪流，从一枚考古界的小兵到资深学者，就是这么走过来的，但时时提醒自己作为本土学者的局限性。
看理想：您之前在采访中提到过一个概念：abeforea，您能展开讲一讲吗？
许宏：“abefo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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