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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肯定是最早的中国,是存在于3700多年前的中国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
那里有中国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最早的宫城,最早的中轴线布局的宫室建筑群,最早的四合院和多进院落宫室建筑,最早的官营手工业作坊,最早的青铜礼器群等,开了后世许多制度的先河。
二里头再往前,就是“满天星斗”
的状态,是一种无中心的多元。
所以说,暂时不知道二里头是属于“夏”
还是“商”
,并不影响我们对它在中国文明史上地位的认知。
第一财经:你是一位以考古学为本位的考古学家。
但另一方面,许多学者也强调文献资料和考古实物的结合。
因为考古材料也是孤立的,撇开文献,就会出现各种方向上的解读,很可能走向谬误。
海昏侯墓文物大量出土后,很多人提出了颠覆史书之类的言论。
去年,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辛德勇出了一本《海昏侯刘贺》,强调了古史文献的可信度和权威性,其中一部分内容就是对一部分考古学家轻言“颠覆史书”
所作的回应。
他曾说:“总的来说,考古新发现,大都只能起到补充细节的作用,通常很难对历史文献的记载做出根本性改变。”
许宏:辛德勇老师说的是非常有道理的,但是要补充的一点是,海昏侯是信史时代的人物,而夏是处于史前时代和信史时代之间的原史时代,是非常扑朔迷离的。
现在,我们所有关于夏的记载,都是夏终结近1000年甚至1000多年之后人们的追溯。
战国时期,各国为了争夺华夏正宗,都会有自己的历史主张。
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只能是春秋之后,尤其是战国到汉晋时期人们笔下的夏。
在信史时代,文献对历史的构建作用当然比考古学重要得多。
但即便是这样,依然没有绝对正确的记录,我们依然讲究互证,也就是王国维所说的“二重证据法”
,地下出土文书和传世文献的互证。
注意:二者都是文字材料,只有这二者互证,才能卡死一个族属或王朝,比如说,晚商就是因为殷墟甲骨文的出土,我们才能认可殷商进入信史时代。
曹操墓为什么在社会上引起如此大的争议,从一个文化事件上升到社会事件?刨去社会方方面面非学术的因素,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少铁证。
在洛阳邙山上发掘的曹休墓就没有什么争议,因为在主墓室中发现了一枚刻着“曹休”
两个字的印章,这不就是铁证吗?
二里头也是同样的道理。
我说它极有可能是夏,最有可能是夏,但你说要下定论,我接受不了。
▍ 篆书白文“曹休”
二字私印
第一财经:孙庆伟也对被视为金科玉律的“二重证据法”
提出了反思。
他认为,既然“二重证据法”
是王国维基于殷墟考古提出来的,只适用于出土文字资料,不适用于“哑巴”
材料,那么在对夏文化的研究上,应该用其他方法。
你怎么看这个观点?
许宏:有人认为孙庆伟老师在书中采用的考古材料和文献互证的方法,叫作“二重证据法”
,并不是很妥当。
“二重证据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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