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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模式在此时出现。
因而，此时大量人口可能流向都邑及周边地区。
同时，在相对安定的社会情势下，对军事防御的需求也相对减弱，与垣壕聚落相比，环壕聚落的比例显然有所回升。
澎湃新闻：在《大都无城》和《先秦城邑考古》中，您都提出了“大都无城”
“郭区”
等概念，那么先秦时期的“大都无城”
与秦汉之时的“大都无城”
有哪些相同和不同之处？有学者指出，北魏里坊制的出现带有游牧部落军事化的特点，从“大都无城”
到封闭的里坊制，是“走向封闭”
抑或特殊时期的产物？
许宏：二者相同之处在于同处华夏群团上升期，共同怀有广域王权国家或帝国的文化自信，表现方式则都是“大都无城”
。
不同之处主要在于其所处社会背景。
二里头—西周王朝都邑和若干方国都邑中，外郭城垣的筑建并不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即便未筑外郭城垣，也丝毫不影响其作为典型的中国青铜时代城市的地位，因为判断城市（都邑）与否的决定性标志是其内涵而非外在形式。
而且早期的城垣尚不具有多少权力（神权或王权）的象征意义，大多是出于守卫上的需要而构筑的防御性设施。
它的有无取决于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战争的规模与性质乃至地理条件等多重因素。
二里头—西周时代大部分都邑“大都无城”
，尤其是殷墟至西周时代近500年时间王朝都邑均无外郭城垣，主要和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有关。
随着军事上的胜利和王权的确立，早期王朝都在王畿设置了许多可直接控制或有友好关系的诸侯方国，这些方国成为拱卫王畿地区的屏障和王朝政治、军事统治的重要支柱。
而且与龙山时代相比，这一时期战争的性质和形式也有所变化，可能主要表现为以早期王朝为核心的政治军事联盟与叛服无常的周边邦国部族之间，发生地区与地区之间的战争，而在王畿及邻近地区，战争发生的可能性似乎大大减弱。
国势的强盛和以周边诸侯方国为屏障这一局面的形成，使某些王朝都邑和诸侯方国都邑筑城自卫的这种被动保守的防御手段不太必要。
此外，都邑及其所凭依的王畿地区尽可能地利用山川之险作为天然屏障，也是三代都邑建置的一个特点。
秦汉时期的不少都邑都是在战国时期的都邑基础上扩建的，如秦帝国的咸阳城就没有外郭城，这对汉长安城的影响巨大。
考古发现告诉我们，长安城中内城（宫城）占约23，那么百姓在哪儿居住？文献告诉我们，在长安城的东、北外侧分布着相对松散的郭区，而此时是没有外郭城的，所以就这一点我是非常认同杨宽先生的意见的。
东汉洛阳城也是在战国城址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南、北二宫所占都城面积很大，约12，此时仍处于以宫室为主体的都邑布局阶段，而城外分布着众多的礼制性建筑、居民区和手工业作坊等，说明秦汉之时，郭区已成为观念上的郭区，一般以都城所处大的地理环境为郭。
秦汉时代的这种都邑规划思想，既接续二里头时代至西周时代的“大都无城”
的传统，又与当时大一统的、繁盛的中央帝国的国情相一致。
因此，它的都邑建制不是战乱频仍的东周时代，尤其是战国时代筑城郭以自守的诸侯国的都邑所能比拟的，也不存在承前启后的关系。
▍ 汉长安城平面（《中国考古学·秦汉卷》，2010年）
从文化自信的角度来说，二里头、殷墟、西周、秦汉等时期正处于华夏族群的上升阶段，因而才有了“大都无城”
的大手笔。
我还提到“后大都无城时代”
的三大要素：城郭齐备、纵贯全城的大中轴线和严格意义上的里坊制，但它们都是曹魏之后才出现的。
北京大学李孝聪先生指出，中古以来马背上的民族“下鞍进房”
，对中国古代城市规划贡献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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