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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事不知是出在哪一部书里，我到现在也还没有查到，但他的那句诗的原意，却就系指此而言。
我因不听他的忠告，终于搬到杭州去住了，结果竟不出他之所料，被一位党部的先生，弄得家破人亡；这一位吃党饭出身，积私财至数百万，曾经呈请南京中央党部通缉过我们的先生，对我竟做出了比邻人对待我们老百姓还更凶恶的事情，而且还是在这一次的抗战军兴之后。
我现在虽则已远离祖国，再也受不到他的**残害的毒爪了；但现在仍还在执掌以礼义廉耻为信条的教育大权的这一位先生，听说近来因天高皇帝远，浑水好捞鱼之故，更加加重了他对老百姓的这一种远溢过钱武肃王的德政。
鲁迅不但对于杭州没有好感，就是对他出身地的绍兴，也似乎并没有什么依依不舍的怀恋。
这可从有一次他的谈话里看得出来。
是他在上海住下不久的时候，有一回我们谈起了前两天刚见过面的孙伏园。
他问我伏园住在哪里，我说，他已经回绍兴去了，大约总不久就会出来的。
鲁迅言下就笑着说：
“伏园的回绍兴，实在也很可观！”
他的意思，当然是绍兴又凭什么值得这样地频频回去？
所以从他到上海之后，一直到他去世的时候为止，他只匆匆地上杭州去住了一夜，而绝没有回去过绍兴一次。
预言者每不为其故国所容，我于鲁迅更觉得这一句格言的确凿。
各地党部的对待鲁迅，自从浙江党部发动了那大弹劾案之后，似乎态度都是一致的。
抗战前一年的冬天，我路过厦门，当时有许多厦大同学曾来看我，谈后就说到了厦大门前，经过南普陀的那一条大道，他们想呈请市政府改名“鲁迅路”
以资纪念。
并且说，这事已经由鲁迅纪念会（主其事的是厦门《星光日报》社长胡资周及记者们与厦大学生代表等人）呈请过好几次了，但都被搁置着不批下来。
我因为和当时的厦门市长及工务局长等都是朋友，所以就答应他们说这事一定可以办到。
但后来去市长那里一查问，才知道又是党部在那里反对，绝对不准人们纪念鲁迅。
这事情，后来我又同陈主席说了，陈主席当然是表示赞成的。
可是，这事还没有办理完成，而抗战军兴，现在并且连厦门这一块土地，也已经沦陷了一年多了。
自从我搬到杭州去住下之后，和他见面的机会就少了下去，但每一次当我上上海去的中间，无论如何忙，我总抽出一点时间来去和他谈谈，或和他吃一次饭。
而上海的各书店、杂志编辑者、报馆之类，要想拉鲁迅的稿子的时候，也总是要我到上海去和鲁迅交涉的回数多。
譬如，黎烈文初编《自由谈》的时候，我就和鲁迅说，我们一定要维持他，因为在中国最老不过的《申报》，也晓得要用新文学了，就是新文学的胜利。
所以，鲁迅当时也很起劲，《伪自由书》《花边文学》集里许多短稿，就是这时候的作品。
在起初，他的稿子就是由我转交的。
此外，像良友书店、天马书店，以及生活出的《文学》杂志之类，对鲁迅的稿件，开头大抵都是由我为他们拉拢的。
尤其是当鲁迅对编辑者们发脾气的时候，做好做歹，仍复替他们调停和解这一角色，总是由我来担当。
所以，在杭州住下的两三年中，光是为鲁迅之故而跑上海的事情，前后总也有了好多次。
在他去世的前一年春天，我到了福建，这中间，和他见面的机会更加少了。
但记得就在他作故的前两个月，我回上海，他曾告诉了我以他的病状，说医生说他的肺不对，他想于秋天到日本去疗养，问我也能够同去不能。
我在那时候，也正在想去久别了的日本一次，看看他们最近的社会状态，所以也轻轻谈到了同去岚山看红叶的事情。
可是从此一别，我就再也没有和他作长谈的幸运了。
关于鲁迅的回忆，枝枝节节，另外也正还多着；可是他给我的信件之类，有许多已在搬回杭州去之先烧了，有几封在上海北新书局里存着，现在又没有日记在手头，所以就在这里，先暂搁笔，以后若有机会，或许再写也说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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