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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场事情，总算是这样地解决了；但在事情解决，北新请大家吃饭的那一天晚上，鲁迅和林语堂两人，却因误解而起了正面的冲突。
冲突的原因，是在一个不在场的第三者，也是鲁迅的学生，当时也在经营出版事业的某君。
北新方面，满以为这一次鲁迅的提起诉讼，完全系出于这同行第三者的挑拨，而忠厚诚实的林语堂，于席间偶尔提起了这一个人的名字。
鲁迅那时，大约也有了一点酒意，一半也疑心语堂在责备这第三者的话是对鲁迅的讽刺，所以脸色发青，从坐位里站了起来，大声地说：
“我要声明！
我要声明！”
他的声明，大约是声明并非由这第三者的某君挑拨的，语堂当然也要声辩他所讲的话，并非是对鲁迅的讽刺；两人针锋相对，形势真弄得非常地险恶。
在这席间，当然只有我起来做和事佬：一面按住鲁迅坐下，一面我就拉了语堂和他的夫人，走下了楼。
这事当然是两方的误解。
后来鲁迅原也明白了；他和语堂之间，是有过一次和解的。
可是到了他去世之前年，又因为劝语堂多翻译一点西洋古典文学到中国来，而语堂说这是老年人做的工作之故，而各起了反感。
但这当然也是误解，当鲁迅去世的消息传到当时寄居在美国的语堂耳里的时候，语堂是曾有极悲痛的唁电发来的。
鲁迅住在景云里那一所房子，是在北四川路尽头的西面，去虹口花园很近的地方。
因而去狄思威路北的内山书店亦只有几百步路。
书店主人内山完造，在中国先则卖药，后则经营贩卖书籍，前后总已有了二十几年的历史。
他生活很简单，懂得生意经，并且也染上了中国人的习气，喜欢讲交情。
因此，我们这一批在日本住久的人在上海，总老喜欢到他店里去坐坐谈谈；鲁迅于在上海住下之后，也就是这内山书店的常客之一。
“一·二八”
沪战发生，鲁迅住的那一个地方，去天通庵只有一箭之路，交战的第二日，我们就在担心着鲁迅一家的安危。
到了第三日，并且谣言更多了，说和鲁迅同住的他的三弟乔峰（周建人）被宪兵殴伤了，但就在这一个下午，我却在四川路桥南，内山书店的一家分店的楼上，会到了鲁迅。
他那时也听到了这谣传了，并且还在报上看见了我寻他和其他几位住在北四川路的友人的启事。
他在这兵荒马乱之间，也依然不消失他那种幽默的微笑；讲到乔峰被殴伤的那一段谣言的时候，还加上了许多我们所不曾听见过的新鲜资料，证明一般空闲人的喜欢造谣生事，乐祸幸灾。
在这中间，我们就开始了向全世界文化人呼吁，出刊物公布狞恶侵略者面目的工作，鲁迅当然也是签名者之一；他的实际参加联合抗敌的行动，和一班左翼作家的接近，实际上是从这一个时期开始的。
“一·二八”
战事过后，他从景云里搬了出来，住在内山书店斜对面的一家大厦的三层楼上；租金比较地贵，生活方式也比较地奢侈，因而一般平时要想寻出一点弱点来攻击他的人，就又像是发掘得了至宝。
但他在那里住得也并不久，到了南京的秘密通缉令下来，上海的反动空气很浓厚的时候，他却搬上了内山书店的北面，新造好的大陆新村（四达里对面）的六十几号房屋去住了。
在这里，一直住到了他去世的时候为止。
南京的秘密通缉令，列名者共有六十几个，多半是与民权保障自由大同盟有关的文化人。
而这通缉令呈请者，却是在杭州的浙江省党部的诸先生。
说起杭州，鲁迅绝端地厌恶；这通缉案的呈请者们，原是使他厌恶的原因之一，而对于山水的爱好别有见解，也是他厌恶杭州的一个原因。
有一年夏天，他曾同许钦文到杭州去玩过一次；但因湖上的闷热，蚊子的众多，饮水的不洁等关系，他在旅馆里一晚没有睡觉，第二天就逃回到上海来了。
自从这一回之后，他每听见人提起杭州，就要摇头。
后来，我搬到杭州去住的时候，他曾写过一首诗送我，头一句就是“钱王登遐仍如在”
；这诗的意思，他曾同我说过，指的是杭州党政诸人的无理的高压。
他从五代时的记录里，曾看到过钱武肃王的时候，浙江老百姓被压榨得连裤子都没有得穿，不得不以砖瓦来遮盖下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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