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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初二，王守仁派人在祥符宫里杀猪宰羊，筹备第二天的盛宴，而就在当夜，一众甲士忽然掩杀进来，一直杀到天明，池仲容和他那九十三名护卫无一得脱。
这是一场不甚光彩的屠杀，王守仁当日无法下箸，晕眩呕吐，为自己终不能感化这些悍匪而深深懊恼。
以上是《年谱》的说法，而据王守仁在《浰头捷音疏》里自己的说辞，一切疑兵、缓兵之计并非为了感化悍匪，而是为了等待兵马就位。
当正月初三兵马就位之后，王守仁在赣州府衙设宴款待池仲容一干人等，出伏兵尽擒其党，然后经过审讯程序，待案犯一一服罪之后，再将其收押入狱。
正月初七，各哨并进，至三月初八彻底**平浰头各寨。
（19）
哪个版本更加真实可信，这就是见仁见智的事情了。
依常理讲，王守仁**寇虽极尽诡诈之能事，上表自述总不会欺君，至于以忠厚见称的钱德洪是如何访得祥符宫的往事载于《年谱》，据说是得自王守仁的重要谋士龙光的回忆，言之凿凿。
当然，如果池仲容能写出一部回忆录的话，事情也许又会有一个迥然不同的新版。
而在情感上，仅仅在情感上，今天的读者更愿意接受哪个版本呢——无论怀着毫无保留的心抑或勉为其难的态度？如果我们依循《传习录》的教诲，依循王守仁一切讲学当中的教诲，当我们处在类似境况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做出同样的决断呢？乔治·奥威尔有一篇评议圣雄甘地的文章，开篇便提到了一个相当尖锐的问题：“在多大程度上他参与了政治而损害了自己的原则呢，因为政治的本质决定不能脱离胁迫和欺诈。”
或许甘地在“立诚”
的原则上做得比王守仁好，尽管他从不知道这个儒家概念。
作为一个素食主义者，他“至少有三次宁愿他的妻子和一个孩子死掉，也不愿意按照医生的处方让他们进食动物食品。
不错，死亡并没有像当初害怕的那样发生，并且甘地——你可以猜想，大概来自对立面的强大道义压力下——总是让病人自己选择，是否以犯下罪过为代价延长生命。
但是，如果完全由他自己来决定的话，他仍旧不会进食动物食品，不论这会带来多大的危险。
他说，在我们为了要活命而采取的行动中，应该有一定的限度”
。
就甘地这一道德原则本身来说，换言之，当它以一种抽象的形式表达出来的时候，绝大多数人都会觉得在情在理，为求活命当然不能不择手段，譬如我们不应该为了活命而吃掉自己的亲人。
问题仅仅在于，甘地所谓“一定的限度”
比我们普通人为自己所设的限度要严苛很多。
1938年，甘地就纳粹德国所发生的灭犹事件发表看法，他对犹太人提出了一个相当惊人却在他的价值观里一以贯之的策略：“犹太人应该集体自杀，这‘就会唤起全世界和德国人民对希特勒暴行的注意’。”
战后他为自己辩护说，反正犹太人要被杀死，不如死得有意义。
……甘地不过是在说老实话而已。
你如果自己不准备杀人，那么你必须经常准备有人会以其他某种方式丢命。
1942年他号召对日军入侵实行非暴力抵抗时，他承认这可能会造成好几百万人死亡。
（《甘地随想录》）
所谓有识之士，顾名思义，总会有一些不同寻常的见解，不会泯然于众，或者说，不会为他的同时代人所接受，甚至在未来的很多个时代都不被接受。
他们要想活得舒服一些，就必须拿出“乡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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