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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等于说他非但不是醇儒，甚至是告子异端那一派的，这在当时真是惊世骇俗的说法，也真有欺师灭祖的罪过。
更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初朱熹听闻陆九渊去世的消息后，发出过一声盖棺论定式的叹息：“可惜死了告子。”
在心性问题上，告子曾是孟子最重要的论敌，正如陆九渊是朱熹最重要的论敌，所以朱熹这句话无疑是以孟子自居，一面将陆九渊贬损为告子异端，一面流露着郢人不再、无以为质的哀伤。
朱熹将陆九渊比作告子，理由之一就是两人的主张同属于“义外”
。
终于风水轮流转，这回王守仁反而将“义外”
“告子异端”
这些标签一并贴在朱熹身上。
至于王守仁所谓“至善”
就是“心之本体”
，意味着我们的心的原始状态就是至善的，就是只有天理而没有一毫人欲的。
这是一个革命性的见解，因为从这里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推衍出一个惊人的结论：我们所有人生来都是圣人。
阳明心学之所以振奋人心，与这个命题的关系最大。
所以后来阳明弟子说“看到满街都是圣人”
，理论根源就在这里。
那么，天理究竟何在呢？
如果天理就是至善的话，那么以今天的知识来看，善恶只是人类社会的伦理观念，是由风俗形成的，而且善恶的标准总是因时因地而异，所以在竹子之类的东西上肯定找不出善的成分。
同样，善恶也不在我们的心里，不是我们的先天特质，而是我们所生活的社会在潜移默化中灌输给我们的。
所以，探究善恶问题，只能从社会结构上着手，借助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研究手段。
当然，古人没有这样的见识，朱熹和王守仁都相信至善是人与生俱来的一种心理预设，而人之所以有恶，首先是因为气禀的差异，正如人天生便有智力差异和形体健全程度的差异一样，其次是因为私欲的遮蔽，因为感官受到外物的不良**所致。
至善既然是与生俱来的一种客观存在，我们这些被私欲遮蔽了至善的人又该怎样认识到它呢？朱熹的经典方法是，不断去穷究一事一物背后的至理，由积少成多而触类旁通，最后豁然贯通，洞见宇宙万物的终极真理。
这是一种很有自然科学方法论色彩的见识，但是，“至善”
到哪里去了？
朱熹果然还有另外的说法：终极真理不仅仅是客观的实然规律，更是应然的道德导向。
格物，便是对一事一物所蕴含的道理穷究不已，不但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
譬如格一下皇帝，就会发现做皇帝应当以仁为极致，为何如此呢，是因为……再如格一下臣子，就会发现做臣子应当以敬为极致，为何如此呢，是因为……于是皇帝之仁、臣子之敬，乃至我们每个人心中先天固有的仁义礼智，这一切穷究到底的话，都是天理昭彰。
如果每个人都由格物致知的功夫达到这样的认识，即每个人都摆脱了私欲，一言一行都依据天理，世界该何等有序、何等美好！
于是我们就会看到朱熹哲学的模糊性：他所谓的格物致知如果仅仅针对客观世界的话，完全可以自圆其说，今天所有的科学工作者——无论在自然科学抑或社会科学领域——可以说都是通过这种方法来认识世界的，然而朱熹偏偏要引入道德价值，于是情形就近似于牛顿当时所做的事情：他发现了宇宙万物之所以如此运转的基本力学原理，因此证明上帝作为“第一推动”
的存在，相应证明我们这个世界之所以存在的道德意义。
我们能够想象，用朱熹的方法格竹子确实能够格出一些生物学上的客观知识，但确实格不出任何道德意义来。
而王守仁是从纯然的道德意义上理解朱熹版格物致知的，格竹子竟然格不出道德的所以然来，这当然会让他恼火。
从这个角度上，王守仁对朱熹发出的质疑也确实是很有力的，朱熹的那套办法纯属“义外”
，竹子何曾蕴含着道德价值？推而广之，万事万物又何曾蕴含着道德价值？一切道德价值都存在于人心，只是会表现在人和万事万物的关系上罢了。
所以，寻求天理，或者说寻求至善，唯一的途径便是反求诸己，从自己的内心去体认，一切向外的路都是歧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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