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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字面义，“亲民”
就是“爱民”
，而“爱民”
岂不正是儒家的仁政原则？
面对如此颠覆常识的意见，徐爱坚决不能认同，于是，一部《传习录》正是从这里开始的。
这也恰恰是现代人读《传习录》的最大障碍，毕竟明朝知识分子在学术研讨当中所涉及的学术常识早已远离我们了。
我们需要首先熟悉基本的儒家经典，至少先熟悉四书，还要熟悉这些儒家经典的朱熹版，有了明朝知识分子的常识，再尽情想象一下他们对这些常识的感情。
换言之，换上一个明朝儒生的头脑，然后才能在《传习录》里不断找到这种程度的惊悚：“天哪，原来地球是方的！”
徐爱当时所发出的惊叹正是这一类，或者说，无异于一个有着十足理性思维的中世纪知识分子被伽利略或达尔文说得无言以对的时候所能发出的惊叹。
当然，徐爱一开始是据理力争的，他首先拿出的反驳证据正是上述“汤之盘铭……”
一段，这是《大学》的文献内证，与首章三纲领前后呼应，而老师既然提出异说，不知道能拿出什么证据。
王守仁竟然也从《大学》内证着手，说《大学》下文提到“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
“如保赤子”
“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
，等等，大段大段的内容都在阐述爱民的道理，却不曾阐述使民自新的道理。
下文又有孔子“修己以安百姓”
的话，“修己”
（自我修养）正是“明明德”
，“安百姓”
正是“亲民”
。
所以，说“亲民”
便兼有教育人民和养育人民这两层意思，这正符合儒家的一贯宗旨，说“新民”
就只有教育而没有养育的内容了。
当然，这是一种和我们今天的常识截然相反的政治理念。
在儒家看来，统治者是“民之父母”
，对百姓既承担着母亲一样的养育职责，亦承担着父亲一样的教育职责，所以百姓也相应地被称为“子民”
，作为孩子，对父母应当感恩戴德才是。
而父母对于子女，最不可或缺的当然就是“爱”
了，有“爱”
才有“养”
有“教”
。
然而问题是，在孔子所推崇的周礼时代，这种爱当真依附于血缘关系，是天然存在的情感，统治者往往同时也有父家长的身份。
秦汉以降，血缘依附关系**然无存，让统治者以父母对子女之爱去爱治下的百姓，这实在有点强人所难，于是“亲民”
或“爱民”
就变成了一种时时需要统治者自我检讨的道德约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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