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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卫灵公》还有一段可资参照的话。
孔子对子贡讲：“你以为我是博闻强识的人吗？”
子贡很诧异：“难道不是吗？”
孔子答道：“当然不是，我只是一以贯之罢了。”
孔子确实博学，是他那个时代首屈一指的知识精英，所以子贡的理解并不错，他确实是个博闻强识的人。
而孔子强调的是，所有的博闻强识在他而言都不是零散知识的堆砌，而是由一个思想主线贯穿起来的。
儒家的知识体系非常繁复，甚至早在孔子的时代，儒学就已经是当时最难掌握的学问了，稍稍发展一下就是“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
的局面，大到两国邦交，小到穿衣吃饭，一言一行、一衣一帽都有无数的规矩。
但这一切都围绕着一条思想主线，即忠恕之道。
倘若学者不能以忠恕之道一以贯之，那么即便他精通儒家的所有仪节，也不过是个专家级的司仪罢了。
从这个角度来看朱陆异同，问题就可以换一种表述方式了：学习圣人之道该怎么入手，是从忠恕之道入手呢，还是从博闻强识入手？陆九渊要从忠恕之道入手，由忠恕之道一通百通，自然而可以博闻强识；朱熹要从博闻强识入手，日积月累而领悟忠恕之道。
王守仁显然是支持陆九渊的，在他看来，圣人之道其实很简单，孔子一以贯之的无非是忠恕之道，后人却偏偏弃简就繁，只在细枝末节上下功夫，学得再好也无非是个没有灵魂的专业级司仪，谈起古代的典章制度来头头是道，而对这些典章制度背后的“精神”
非但一无所知，甚至不耐烦去了解。
这种荒谬现象竟然成为普世之现状，难道我们不应该过而改之，重返孔子的精神世界吗？
王守仁的这一番见解确实切中时弊，也确实揭示出学术发展史上的一大流弊。
今天我们来读儒家经典，也很容易对王守仁的这番话产生共鸣，因为《论语》《孟子》简明易懂，基本上没有让人大费脑筋的西方意义上的哲学思辨内容，无非一些朴素的甚至相当原始的道理；汉儒开始大搞玄学，使儒学与巫术合流，巫术的技术门槛自然更高一些，所以连累得儒学也难懂了；唐人很有唯物主义精神，在政治学、社会学的意义上整理儒家经典，虽然烦琐，但是易读；及至宋代，佛学影响所及，使二程、朱熹等人将儒学发展为一种近乎神学的理论体系，对基督教经院哲学有了解的读者接受起程朱理学来会轻松很多，但普通人一见到各种“神学概念”
的精微辨析，诸如心、性之辨，无极、太极之辨，除了头痛之外，不会有其他感受。
倘若孔子、孟子复生，参加以程朱理学为标准的科举考试，可想而知，他们无论考多少次都注定落榜。
从这个角度来看，王守仁对道统的梳理其实等于对学术史的梳理，而在梳理清楚之后，一个简单的答案便呼之欲出了：圣人之学不该是现在这样，为什么我们不努力使它恢复它的本来面目呢？
当然，王守仁疏于考虑的是：
1.只要科举制度不废，总要有一种考试内容才行。
2.考试的标准化程度越高，公平性也就越强。
3.标准化程度注定与博闻强识成正比，与一以贯之成反比。
所以，即便阳明心学彻底取代了程朱理学，但科举制度注定会使它教条化、烦琐化，变成程朱理学第二。
而废除科举制的话，又有什么更好的人才选拔机制来代替它呢？
这就像我们今天对应试教育有太多的口诛笔伐，谁都说得出应试教育的种种弊端，但难点就在于我们究竟有没有一种更好的制度来取代它。
在更好的制度出现之前，应试教育注定还会延续下去，而在科举制度被更好的人才选拔机制取代之前，陆九渊、王守仁的学术只会要么被程朱理学挤到二线，要么变为程朱理学第二，即教条化、烦琐化，与陆、王二人的初衷背道而驰。
这就是社会发展的规律，任谁也无可奈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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