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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到了成化、弘治年间，早已堂陛森严，旧制度基本仅剩下名义，但王守仁偏偏最会将名义上的事情当真，更何况那时候他还只有十五岁，远不知道世界的虚伪与险恶。
《年谱》的这段记载确有异怪，只是异怪在另一处细节。
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史乘考误十》有考证说，石和尚、刘千斤作乱发生在明宪宗成化二年（1466年），翌年即告平定，又五年之后王守仁方才出生，《年谱》所记“大可笑也”
。
清代编修《明史》，经学大师毛奇龄为作《王守仁传》，辨语中谈及与王世贞一致的观点，说《行状》与《年谱》“则可笑之甚”
。
毛奇龄还有一番感慨，说，真没想到黄绾、钱德洪的记载竟然诞妄无理到这种地步，所以说王守仁所遭受的无端责难，相当程度上肇因于他的门人以及门人的各种记载。
毛奇龄为王守仁作传之后，明史馆各位大儒以抓阄分派任务，结果是尤侗做了《王守仁传》的责任人。
尤侗便取了毛奇龄的手稿参考成文，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明史·王守仁传》，也因此这篇正史文字里并未提及刘千斤和石和尚的事情。
（2）
王世贞和毛奇龄显然是嫌《行状》《年谱》作为“一手材料”
有失严谨。
门人推尊师尊，感情既容易蒙蔽理智，推尊有时便不免变为神化。
在门人弟子的极力塑造下，王守仁的形象越发酷似《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封神演义》里的姜子牙和民间传说里的刘伯温。
事情的另一面是，《行状》和《年谱》虽然在这里确实出现了纰漏，但是，石和尚和刘千斤也许仅仅是被张冠李戴了。
最可能的情形是，当时确实有盗寇横行，王守仁也确实有上书朝廷的意图，只是盗寇并非石和尚、刘千斤一伙，而是另有其人，毕竟那是一个盗寇丛生的时代。
这段情节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宋代大儒张载的年轻遭际。
张载那时候和少年王守仁一样，有任侠风骨，喜欢谈兵论剑，向主持西北防务的长官范仲淹上书，建议向西夏用兵，还准备联合一些豪杰之士，亲自出征被西夏夺取的洮西之地。
范仲淹当时的反应很像王华，严词打消了张载的建功立业之心，还劝他从《中庸》入手认真学习儒家经典。
张载后来成为一代儒宗，独创性的思想波及阳明心学，正是从范仲淹这一番拒绝与提点开始的。
若少年王守仁就此熄了金戈铁马之心，步先贤之后尘陶冶为一代醇儒，这或许是父亲王华所乐于看到的吧。
（1）见《陆九渊集》（中华书局，1980年出版），第276页。
（2）见《明史考证》（中华书局，1986年出版），第15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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