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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难道会是一种十恶不赦的人生追求吗？在今天看来当然不是，不过儒家是不会这样看问题的，他们是原则至上的价值一元论者，坚信真理并非来自风俗，而是来自上天。
孟子就是一个榜样人物，对其他任何价值观皆持斩尽杀绝的态度，而对于自己虔心信奉的真理“虽千万人吾往矣”
，不惜成为全民公敌，不惜与全世界背道而驰。
我们既可以在马丁·路德、布鲁诺这些人身上看到这样的精神，也可以在甘为人体炸弹的恐怖分子身上看到同样的精神。
在王阳明的后学当中，狂人李贽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阳明心学的奉行者很乐于成为这样的“狂者”
，即便全世界都对他们的价值观喊打喊杀，他们也会继续锐意进取下去，因为在他们看来，哪怕是一丝一毫的妥协，也会使自己流于令人不齿的乡愿一党。
据孟子说，“行不顾言”
是乡愿对狂者的讥嘲，觉得狂者志大而言夸，嘴上永远都在标榜古人，行为却不能与言语相合。
（《孟子·尽心下》）其实这也难怪，毕竟人们总是以成败论英雄的。
即便在今天，倘若某个尚未发迹的年轻人竟然表达出对名车、豪宅的轻蔑，有几个人会称道他的耿介拔俗之标和潇洒出尘之想呢？通常会有的反馈总是这样的：“等你哪天有了名车、豪宅，再来说这样的话吧。”
心怀善意的长辈也许会这样来教导他的处世哲学：“你讲的道理并没有错，但在你一无所有的时候讲这样的话，只会引起听者的恶感。”
这真是十足的小市民嘴脸啊，只在意言说者的资格和言说效果的利弊，却不甚在意所言说内容的是非。
其实这样的心态，贤者也在所难免。
王阳明的高徒王畿（字汝中，号龙溪）有一段话，说以前有人论学，认为应当取法于天，这时有过路人不以为然地说：“诸位不必高谈阔论，只要取法于正人君子就是了。
像你们这样以市井之心妄想取法于天，简直就像凡夫俗子自称国王一样，几近于无耻。
还是先好好学做正人君子，做到了再说下一步吧。”
（《明儒学案》卷十二）
王畿不但是王阳明极器重的门人，更与钱德洪并列为传播阳明心学最有力的两大干将，倘若行辈和年岁可以颠倒一下，让成年的王畿看到少年王阳明立志做圣人的一幕，不知道会说些什么。
狂者不是这样的，他只在意真理本身，仅此而已。
只要他坚信对名车、豪宅的轻蔑是一种合乎真理的态度，那么无论他是一贫如洗还是富可敌国，都不介意在任何时间、任何场合对任何人表达出这份轻蔑。
所以也难怪人们不喜欢狂者，倘若王阳明在平定宁王之乱的事件中不幸惨败，时人对心学的非难一定会变本加厉，王阳明或许也不会还敢说“狂者胸次”
那番话的；倘若王阳明生活在今天，一定也会被我们这些或多或少沾染了乡愿气息的人讥讽和诋毁，至少“行不顾言”
的帽子肯定是要扣给他的。
王阳明的高徒王畿回忆老师曾说过这样的话：“在我居夷之前，称道我的人十之有九；进鸿胪寺以前，人们对我毁誉各半；进鸿胪寺以后，非议我的人十之有九。”
这是王阳明人生的三个阶段，社会评价竟然会发生如此颠覆性的转变，原因究竟何在呢？王畿的解释是，学养愈真切，世人愈无法接受，以前之所以称誉者多、非议者寡，只是因为老师把心里话藏起来不说的缘故。
（《龙溪先生全集》卷三）
这恰恰道出了思想史上的一般规律：真知灼见总是很难被同时代的人接受，要等上一两代人的时间甚至更久，才终于成为庸常之人的普遍共识。
而那些活生生的有着真知灼见的人很轻易地就会了解到以一己之力对抗世俗是何其之难，并且会付出怎样惨痛的代价，那么，是一往无前还是明哲保身，这就变成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了。
人毕竟是群居动物，脆弱的心灵很容易受到他人言语和态度的伤害，所以总会自觉不自觉地去迎合社会的期待。
在一个游牧社会里，人们总希望成为骑**良的勇士；在一个拜金社会里，人们总希望成为富人。
一言以蔽之，社会评价是扭转个人成长方向的最大动力，顽固地将人推向乡愿一途，即便是王阳明，也一度未能免俗。
只是当他的心灵修炼更上了一个台阶之后，才不在意世俗的眼光了，从此以狂者自居，依循心中正道放手而行，一切毁誉再也不能动摇他分毫。
今天我们评价阳明心学在当时有“解放思想”
的意义，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狂者胸次”
在王学后人当中备受推崇，孙逢奇甚至有一句名言说“千古圣人俱是狂狷做成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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