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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而亡国也大有咎由自取的成分。
清人姜炳璋《诗序补义》就论证所谓“郐由叔妘”
只是说郐国国君娶了同姓之女为妻，违背礼制而招致灭亡，郑武公如果是因女色而夺郐，还哪能被称为贤君呢？
在经学家眼里，事情至此而至少有了两说。
一是桓、武父子于本国为贤君，于天子为良臣，攻灭虢、郐属于替天行道、吊民伐罪；二是桓、武父子得国不正，又是阴谋诡计，又是男女私通，上梁不正下梁歪，《诗经·郑风》多是女人勾引男人的**诗和这两代开国领导人不无干系，而且前两代得国不正还导致了后代子孙有样学样，争夺不休（郑庄公和共叔段就是一例）。
在这两条主线之外，还有说郑国之灭虢、郐属于政治斗争，因为在周幽王、周平王父子相残的事件里，郑国站在周平王一队，虢国和郐国站在周幽王一队。
这些说法是否属实先不去管，但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古人对于“得国”
的正义观：评判得国之正义与否的标准在于是否顺天理、应民心，而不在于侵略还是防御。
无论如何，郑人成了事实上的胜利者，灭郐之后便由留地迁都，以郐都为新郑。
正是郑人在留地的这一短暂过渡期里，留下了那首《丘中有麻》，以留称郑，所以留子嗟、留子国就是这样和桓、武父子搭上关系的。
留地后来并入陈国，改称陈留。
史事诗证并不止这一首《丘中有麻》。
《诗经·王风·黍离》那句深沉的慨叹“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据清人恽敬《大云山房文稿初集》，认为“此何人哉”
很可能说的就是郑武公、晋文侯和卫武公三人——这三大诸侯当时既为王室所倚重，更为天下所仰望，如果在这国难当头之际他们一心为国，大局定有可为，周室也不至于东迁洛邑。
但是郑武公不敢与犬戎作战，晋文侯、卫武公也是地盘主义，各怀私心，终致周室中衰，这才有了诗人的黍离之悲。
这些议论是否中肯，说不清楚。
着眼于现实，郑武公忙着在国难时分为自家灭国略地。
在被他灭掉的诸侯当中，郐国是个妘姓诸侯，属于外姓，而且据说郐国国君不务正事而搞得国内人心离散，但是，东虢国却是姬姓诸侯，按说是郑国的同宗，如果这段事情也被《春秋》记载的话，按照春秋大义，灭同姓之国是大罪。
郑桓公和郑武公时代都早，因此逃过一劫。
而这个东虢国，就是《左传》里姜氏向郑庄公请求封共叔段以制地的那个制地之所在，制地或即东虢之都城。
郑庄公推辞说“制，岩邑也，虢叔死焉”
，说的也正是当初郑武公灭虢的这段往事。
而史伯所谓“八邑”
之中的头一邑“邬”
，据《国语集解》徐元诰引《路史·国名纪》，为妘姓之国，在河南偃师，而宋庠本“邬”
字作“鄢”
。
若依后说，则八邑之鄢也就是“郑伯克段于鄢”
之鄢，地点在河南鄢陵。
郑武公迁国，黄河在后，洛水在右，济水在左，祭芣山、騩山，饮溱水、洧水，正是中原腹地，又经过一些发展与扩张，疆域大约是今天的河南省中心地区，或说“春秋郑疆大致与今郑州市的行政所辖相当”
。
新郑城垣夹于溱、洧二水之间，确实可以“饮溱水、洧水”
了。
“饮溱水、洧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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