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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桓公当时正是周王室的一位实权人物，虢、郐二君也乐得向他示好，而郑桓公这番作为，“实际上，就是桓公先派遣自己的家室及部族在上述十邑边鄙之地开垦荒地以建立自己的殖民新邑，为东迁其国做准备。
这样，就使自己有了立国之基，既为其攻陷虢国都邑积蓄经济与军事实力，又为其攻虢国国都邑创造地域之便”
。
尽管后人对郑桓公有一些极高的评价，但他的所作所为实在不符合我们传统观念中的忠臣形象。
《诗经·小雅·十月之交》据《毛诗序》说是“大夫刺幽王也”
，诗中一名叫作皇父的中央高官，擅权专政，又在向地建城，忙着搬家，顾炎武以极为感慨的语气评论道：“以皇父这样的首席大员都忙着给自己找退路，其他那些中央高官也跟着有样学样，百姓有车马的也往外跑，可见国事已然不可救药，大厦将倾就在目前了。
连郑桓公这样的贤人也随了这拨大流，其时之国势可知。
这种不顾君臣之义的溜号行为该以皇父为首。
想晋代的大名人王衍，见到中原已乱，便想办法安排弟弟王澄和族弟王敦分掌荆州和青州，说：‘荆州有江汉之固，青州有负海之险，你们两个各据一方，我原地不动，这就是狡兔三窟。
’这些鄙夫心里的小算盘时隔千载竟然也如此合拍合节吗？”
顾炎武言辞恳切，似有感时伤事之心，虽然后来阮元很煞风景地考证说皇父是“以正臣蒙权党之名”
，被冤枉了。
顾炎武的感慨本自《毛诗》郑笺，是千古不易之经典，所以阮元的工作近乎于现代人给秦桧平反。
但无论如何，幽王时代国势险恶总是真的，朝臣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
转眼间兵连祸结，周幽王一命呜呼，郑桓公虽然很会为自家打算，但关键时刻还是站出来忠心护主，结果死于国难（他在《东周列国志》里被描写为一个精忠报国的悲剧角色）。
经学家在描述郑桓公的时候，难免会遇到忠臣形象与迁国行为的这一矛盾，道理很简单：既然是忠臣，就不可能迁国；既然迁国，就不可能是忠臣——经学家毕竟避不开以自己时代的正统观念来看待历史人物。
在弥合之论当中，明代季本《春秋私考》即谓：“桓公明明是位贤君，哪可能怀有二心自谋私利呢？事情应该是这样的：桓公本来是以王子的身份在王畿之内接受采邑，虢、郐之迁则是因为他的儿子立了功而接受的徙封。
郑国所取的虢、郐之地大约本是当时已被灭掉的国家，被周天子拿来封赏了郑武公。”
季本的解释虽然未必符合事实，却很符合他所在时代的正统观念，也很符合因人论事的一贯传统——后者往往意味着这样一种思考方式：史料虽然是零星的、片断的，然而其中的某些片段却足以组织成一个基本完整的脉络，或者组织成一个基本完整的人物形象，而后，论者再以这个完整脉络或完整形象来推理其他未被整合进来的史料，并且判断真伪，做出取舍。
而事实上，完整的事件脉络和定性的人物形象往往只属于小说的特色，但是人类的心理特性（比如“认知一致性”
就在这里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决定了这样一种对历史的理解方式始终长盛不衰。
从中我们也许会得到一些“正确的观念”
或者“精彩的故事”
，唯一的缺憾是：太不严密了，所以未必真实可信。
话说回来，怀有二心的郑桓公终于忠心耿耿地死于国难，郑国的顶梁柱现在变成了郑桓公的儿子郑武公，国仇家恨之下，他该怎么办呢？郑武公继续执行史伯当初所定的大计，一方面护送周平王东迁洛阳，一方面为自己拿下了东虢与郐国，吞并八邑，鸠占鹊巢，把原来的寄帑之地变成了自家的地盘，更把旧部从陕西迁到河南，另建城邑，仍然以“郑”
为号，地点就是原先的郐国都邑，现在的河南新郑。
有人做过一个比较大胆的推测，说《诗经·王风·丘中有麻》讲的就是桓、武两代寄帑迁国之事，诗中的留子嗟就是郑桓公，字多父，留子国就是郑武公。
如清人陆奎勋的《陆堂诗学》、王闿运《春秋公羊传笺》皆持此论。
留子嗟、留子国，这两个名字看上去不像和桓、武父子能发生什么联系。
而据《公羊传·桓公十一年》，郑国当初先是在留地定都（这应该是武公东迁不久的事情），武公手下有人和郐国国君关系很好，而且和郐国国君的妻子关系更好，好到通奸的程度，郑人于是借通奸之便吞并郐国，之后才把国都从留地迁到郐国故都，是为新郑。
王闿运《春秋公羊传笺》推测说：“郑国向郐国寄存人口和财货，这就有了进入郐宫见到夫人的机会，后来大概是埋伏甲士发起袭击吧。”
《国语·周语中》载周襄王想娶狄君的女儿，富辰进谏劝阻，列举了一系列女人生外心而导致亡国的例子，其中就有“郐由叔妘”
。
如果此事属实，郑国这边好像不大光彩，而更不光彩的是：元代许谦《诗集传名物钞》和清代公羊大师孔广森的《公羊春秋经传通义》都把这件事说成是郑武公自己干的。
但古人在议论这件事的时候一般会先说郐君非礼，因为郐国是妘姓国，叔妘是妘姓女子，而“同姓不婚”
是周人礼制之大防，所以郐君无道，十分“非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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