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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个值得参考的说法。
以上只是极为简化的一个流程描述。
看上去，会盟活动复杂而庄严，充满着仪式意涵。
春秋时代正是这类活动盛行的时代，大者有诸侯的会盟，小者有家臣的会盟，所签署的既有国际和约，也有私人协议，甚至还有货真价实的诅咒。
这些类似于合同的文本，除了与盟者各持一个副本而去之外，还有一份正本一直被埋在土坑里不见天日，直到两千多年后被考古工作者挖了出来。
最早的盟书出土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河南温县，考古工作者从一百多个土坑里挖出了上万片残留着朱色字迹的石片，主盟者被推测为晋国六卿中韩氏的一位领袖韩简子，韩简子的名字在这里很有些反讽意味，叫作“不信”
。
数量更大、价值更高的还要算山西侯马出土的侯马盟书：1965年，侯马地区挖出了400多个土坑，坑里边又挖出了大批的玉石片，上边多有毛笔写成的朱红色的文字，也有少量墨书，字数多在30~100字。
郭沫若先下了论断：这些东西就是古籍中所谓的歃血为盟的盟书。
每次盟会，盟书副本由与盟者各自带回存档，正本在告诸鬼神之后埋进土坑，或是沉到河里。
沉到河里的看不到了，侯马盟书就是埋在土坑里的那些盟书正本。
盟书的字迹怎么会是朱红色的呢？是否书之以血？这倒是个合理的推测，毕竟现代人在一些重大事情上还是讲究血书的。
郭沫若《侯马盟书试探》里曾引过《礼记·曲礼》孔颖达疏“割牲左耳，盛以珠盘，又取血，盛以玉敦，用血为盟书。
书成乃歃血而读书”
，着重号加在“用血为盟书”
这五个字上，进而论述：“‘用血为盟书’者，是说以血为盟誓。
这样做的缺点是不甚显著。
看来，在战国时代或更早，血书便改用朱书代替了。
古人有‘丹书’，盖凡盟誓书以丹，后人犹沿用‘书丹’这个词汇。”
这个推论是非常合情合理的，但是，郭沫若引以为据的那句孔疏似乎多了一个字——“用血为盟书”
应当是“用血为盟”
，一字之差，意思大变。
这是一个断句的问题，孔疏原文是：“又取血，盛以玉敦，用血为盟，书成，乃歃血而读书”
，郭以“用血为盟书”
为一断，不确，应为“用血为盟，书成”
，孔疏后文有“知坎血加书者，案僖二十五年《左传》云‘坎血加书’”
可证。
猜想一下，鲁隐公和邾仪父当初很可能也写了这么一份东西，字迹应该是朱红色的——现代人用红笔写字会有不礼貌之嫌，但从侯马盟书来看，用黑字来写的却多是诅咒。
至于盟书的约束力，存在于鬼神的天视天听——大略就是这个意思：如果结盟之后有谁背信弃义，天打五雷轰！
正如一句阿拉伯的古谚：“人总在忘记，神总是记得”
，但这也难怪古人，不诉诸鬼神还能诉诸谁呢？周天子不大管事了，无法行使人间的最高权威，否则，如果周天子势力仍在，诸侯之间乃至大夫之间的结盟又将置他于何地呢？
考究盟的历史脉络，《中国法制通史》给出过一个详细的线索描述，大略说来：“盟”
最初可能起源于原始部落时代，部落之间通过“盟”
这种仪式联合起来，以处理部落间的大事，参加“盟”
的部落间的关系大致是平等的。
到了商、周时期，“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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