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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因为他想让桓公来做国君。
问：让桓公来做国君，这样做对吗？
答：隐公这样是不对的。
（“不正”
）
问：《春秋》的精神是成全好人好事，鞭挞坏人坏事。
（“《春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
。
）既然这样，隐公的做法是不对的，《春秋》又为什么要成全他？
答：成全隐公，是为了贬斥桓公。
问：为什么要贬斥桓公？
答：因为隐公当了一段时间之后正要让位给桓公，桓公却把隐公谋杀了，这件事显示了桓公之恶。
而隐公有让出君位之心，可见隐公之善。
问：既然隐公让位是善的，为什么又说他的做法不对？
答：因为《春秋》推崇的是大义而非小恩小惠，伸张的是道义而非邪门歪道。
（“《春秋》贵义而不贵惠，信道而不信邪。”
）作为孝子，应该彰显父亲的美德，而非宣扬父亲的恶行。
想当初，前任国君（鲁惠公）在世的时候，打算把国君之位传给桓公，这是不合正道的，是错误的。
尽管如此，他终于还是克制了自己不正当的想法而传国于隐公。
隐公早就知道父亲有立桓公之心，便想把君位让给桓公，可他这么做就等于成全了父亲的恶行。
按照君位的继承制度，哥哥优先，弟弟靠后，这是天然的伦常秩序。
隐公作为人子，已经受命于父亲，作为诸侯，又受命于周天子；可他现在的做法，不但背弃了兄弟伦常，更是背弃了君王和父亲的委任，让位给弟弟来行小惠，这是小道啊。
所以说，像隐公这样的人，可以说他有着不把千乘之国的君位放在眼里的胸怀气度，但要说到行为合乎大道，他还没到这个份上。
《穀梁传》讲述了事情原委，又加以道德评价，从“大义”
的角度评隐公让国之心为“不正”
。
清人柳兴恩《穀梁大义述》在此提出了《穀梁传》的一个惯例，说《穀梁传》常以“正”
和“不正”
来做评语，来阐明“大义之所在”
。
这一“大义”
很容易让人联想起所谓孔子在《春秋》中蕴含的“微言大义”
，那么，从立场来说，无论是《公羊传》还是《穀梁传》，其意义本非要阐述自己的一家之言，而是要发掘孔子的微言大义。
现在，“元年春王正月”
之后没有接着写下“公即位”
，这事想来是孔子有意为之的，其中必有深意，但是，《公》《穀》所发掘的这两种不同的“深意”
到底哪个才是孔子的本意？
这还真不好回答。
确实，在一些经学家的眼里，孔子对《春秋》的所谓“笔则笔，削则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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