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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微之统既著，而五行自青始，其序亦如之。
五行与三统相错。
（《汉书·律历志》）
刘歆长篇大论，这里只是节要而录。
从其说法来看，三统五始、太极两仪、阴阳五行、乾坤八卦，所有神秘主义内容几乎应有尽有。
如果一个“元年春王正月”
当真蕴含着如此奥秘哲理的话，读懂《春秋》真就可以经天纬地了。
但遗憾的是，在后代专家的精密推算之下，在纯粹的历法意义上说，这个“王正月”
却有可能搞错了，由于当时技术手段的限制，对历法的确定做不到那么严密。
（2）对《春秋》历法的考订
《春秋》编年纪事，在时间记载上远非无懈可击。
作为史书而言，这倒不能说是很严重的问题，但作为一部经书，而且是一部在日、月、名、字上充满了微言大义的经书，对记时的错误理解很有可能导致对官方政治哲学的严重误读，所以统校《春秋》历法的工作便显得十分要紧了。
邹的最后一点尤其会对一般读书人造成障碍，因为如果历法只有一说，即便推算错了，也很难看得出来，但如果对同一件事，《春秋》说是三月，《左传》说是五月，甚至《春秋》说是今年，《左传》说是明年，这就让人费解了，正如王韬所谓“合于经者不合于传，未免说有所穷”
。
这种现象，据《“侯马盟书”
丛考·历朔考》：“我国东周时期，周王朝的历法比较混乱。
由于不能对诸侯‘颁朔’（公布朔日），都是由各国的史官自己推算。
鲁国自从文公以后，置闰往往不够准确，每逢闰月就不能在宗庙举行告朔典礼。
所以，《春秋》一书所记的朔闰，有许多是不准确的……《春秋》写鲁国的历史。
鲁国主要奉行周王朝的历法，正月应为建子。
但是，因为历法混乱，正月在隐、桓二公时为建丑，而在庄、闵二公时，有时为建丑，有时又是建子。
僖公时也大致如此，但偶然有时是建寅或建亥。
文、宣、成三公时，大多数年份为建子，有时是建丑或建亥。
襄、昭、定三公时大多为建子，有时是建亥。”
历法如此不密，又不统一，连年份都可能是错的。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不看年、月，只看纪日，那么，就在鲁隐公元年的两年之后，“自《春秋》隐公三年（前720年）‘二月己巳，日有食之’至今，近三千年的日干支连续记载，未曾错乱，堪称为世界历史上最长的纪日法。”
当然，历法的准确与否，对政治理论是存在杀伤力的：如果当真如董仲舒所谓“统正，其余皆正”
，那么《春秋》记载当中这许多的“统不正”
倒可以解释这二百四十二年间礼崩乐坏、战乱频仍了。
《春秋》的历法问题早就让古代学者很伤脑筋了，既有诸侯国各行其历的现象（比如晋国用的是夏历），又有推算不准的情况（如前述），如此一来，《春秋》时不时就会给解读历史事件造成误导，还凭空让一些经师解读出许多深刻的微言大义。
于是，校订《春秋》历法便成了一门专门的学问，从杜预的《春秋长历》到顾栋高《春秋大事表》中的《时令表》《朔闰表》，研究日益精湛。
章太炎曾从义理出发推论出《春秋》使用周正，但再怎样无懈可击的义理、再怎样深刻的微言大义，最好也要建立在“事实正确”
的基础上，即张之洞所谓“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
。
张闻玉《古代天文历法论集》考订结论是：“春秋前期无周正”
，又从秦始皇改正朔而建亥的记载，推论“三正”
之说当产生于春秋之后、秦朝统一之前。
饶尚宽也断言“三正”
之说纯属虚构，因为在春秋时代和战国前期，还处在观象授时的阶段，并没有形成像样的历法推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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