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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矛盾？
要解决这个矛盾，首先要用上“三世说”
。
僖公时代属于传闻世，按照《春秋》对传闻世的记录标准，应用于当时之天下的二分法是“内其国而外诸夏”
——全天下分为两部分，一是“其国”
（即鲁国），二是诸夏，所以在传闻世里，只要不属于鲁国的就算是诸夏，楚国自然也算诸夏，不算夷狄；而宣公时代就进入了所闻世，《春秋》的记录标准不一样了，“内其国而外诸夏”
变成了“内诸夏而外夷狄”
，天下不属诸夏即属夷狄，这样一分，楚国就不算诸夏而算夷狄了。
把“三世说”
付诸应用，很好地解决了《春秋·僖公二十一年》的那个问题，但对宣公十一年的记载还是无法解释，这时候就要用到褒贬理论了：的确，即便按照三世划分，《春秋·宣公十一年》的楚国还是要被给予和“会吴于钟离”
的吴国一样的待遇，但是，进入所闻世之后，楚国表现出了出色的君子之风，既然这样，就不该把它当作夷狄看待了。
而吴国则不然，还是一副夷狄的嘴脸，比楚国差多了。
这可以说是一种打补丁式的解决方案，当旧补丁遇到新破绽的时候，就需要新补丁来弥合；或者说像是圆谎，当已有的谎言被指出有漏洞的时候，就用新的谎言来解释。
最终的结果难免会是补丁越来越厚，谎言越来越多，而在致用的方面，在需要选择理论武器的时候，所能选择的范围也就越大。
而另一方面：“即使是一种空想的机械史观，它也具有积极意义，因为它抛弃了《白虎通义》中‘夷狄者……非中和气所生，非礼义所能化，故不臣也’的狭隘大汉族主义论调，这种论调不是公羊的原有义，公羊原义诸夏与夷狄是可以互相转化的。
何休没有因袭《白虎通义》，这是他的卓越处。”
但事情并未就此完结。
何休的三科九旨虽然影响深远，及至清代，孔广森却不信何说而另立了一套三科九旨，即“《春秋》之为书也，上本天道，中用王法，而下理人情。
不奉天道，王法不正；不合人情，王法不行。
天道者：一曰时，二曰月，三曰日；王法者，一曰讥，二曰贬，三曰绝；人情者，一曰尊，二曰亲，三曰贤。”
虽说清代学术远胜前人，但是，以纯学术的眼光考订公羊学，这本身就走进了一个误区，于是“抛弃了何休的‘三科九旨’和公羊学的政治性等项特点，孔广森对《公羊传》所作的解释就失去了活泼的生命力，变成一般的朴学家的训诂考订文字，公羊学应有的思想上、哲理上的启发力量骤失”
。
5.存 三 统
张三世，带有乌托邦式的历史进化观；存三统，可以说是人道主义的历史循环论。
两相结合，也许能得出历史发展呈螺旋上升的结论，而所有这些高深曲折的理论都是从“春王正月”
这四个字上敷衍而来的。
从三科九旨的“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
，可以更好地理解存三统的意义。
而张三世、存三统，当是最有别于《穀梁传》与《左传》之处的。
魏源《公羊春秋论》论道，只有把握了这两项原则，才能正确解读孔子藏在《春秋》当中的微言大义，若舍此而解经，必会左支右绌、顾此失彼。
要说以日、月、名、字为褒贬，《公》《穀》两家都是一样的，而两家之大义迥异，因为传《穀梁传》的穀梁子并非子夏的高徒，资质较差，所以只传章句而不传微言。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两家的后学中，瑕丘江公虽然与董仲舒齐名，但董学终于彰显于世。
魏源师承刘逢禄，上及庄存与，自是公羊一脉，说这种话很有几分抬高自己、贬低别人的味道，正所谓“精于《公羊》者，尤憎《左氏》；习于太史者，偏嫉孟坚”
，这是古来学者的通病，但魏源把张三世和存三统作为公羊学解读春秋大义的两大法宝，确是很有道理的。
与张三世不同的是，存三统确有几分符合古史真相，又实实在在地在时政当中被应用过。
这是一段很曲折的历史。
据《汉书》，汉武帝派人找到了周王室的后人姬嘉，学习周武王封三恪的作风，封姬嘉为周子南君。
到汉元帝的时候，又尊周子南君为周承休侯，地位仅次于诸侯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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