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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尤为紧要的是，在古人那里，这些思想确曾影响着中央政府的国策大计。
宋人讲“明体达用”
，胡瑗的高足刘彝有过一番名论：三纲五常、仁义礼乐，这都是万世不变之常经，是为体；《诗》《书》文献，垂法后世，是为文；经世济民，归于皇极，是为用。
此即政教之本，虽一点一滴却所关者大，不可轻忽。
刘彝谈到“国家累朝取士，不以体用为本，而尚其声律浮华之词，是以风俗偷薄”
，这是很有针对性的。
当初唐朝科举取士，诗赋重于经学，余风及于宋初，这很让宋代的一些知识分子痛心疾首，认为这样一来，就把读书人的关注点更多地引到了声律对偶中去，圣人的体用之学却越来越少人问津了。
后来王安石改革科举，废除了诗赋取士之制，尽管于致用之道未必当真有效，但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对宋初呼声的响应，支持者不乏其人，甚至连政敌司马光也誉之为“百世不易之法”
，只是批评王安石不该以“一家私学”
作为取士标准，而王的这一改革遂成为科举历史上唐代诗赋与明清八股之间的一个转捩点。
所以宋诗比之唐诗，少抒情而多讲理，尤其是爱情题材，“从古体诗里差不多全部撤退到近体诗里，又从近体诗里大部分迁移到词里”
，这便是经学风气的影响所致。
即便是素有空疏之名的道学，对于国政的意义似乎也比文辞要大，清代史家王鸣盛论及此二者，甚至认为宋代亡国有义士，唐代则无，个中原因就是宋代重道学而唐代重文辞。
3.通三统：明受之于天，不受之于人
“三统”
之说，自是经世的政治学，其神学意义很重，强调着天命所归和君权神授，同时还强调变局，也就是说，并不像秦始皇那样，认为一个王朝可以从二世、三世一直传到万世，而是说天命轮流转，政权轮流变。
汉朝人便曾以《春秋》的鲁国十二公来比附汉朝皇帝，甚至有人很“正确”
地认为汉朝皇帝已经坐满十二个了，应该改朝换代了。
无论五德终始，还是三统循环，归根结底都是天命，这就意味着改朝换代是因为天命循环，就像四季轮回一样，所以前朝遗民对新朝也就不该有什么仇恨之情。
在这种理论之下，传说中的古之贤者如许由、伯夷、叔齐就变成了“识春馥而不知秋芳”
的被嘲笑的对象。
话说回来，既然夏有夏统、商有商统、周有周统，大家各受天命之一统，那么，周人自然应该推重自己的那个统——这是一个顺理成章的解释，是谓“大一统”
。
“一统”
是个名词，是“三统”
当中的一个，这一个统不能独立，还得照顾到另外两个统，这就是公羊家的另一个重要概念：“通三统”
。
大略而言，新的受命王虽然要“大”
自己那一“统”
，但还得照顾一下先前那两“统”
，比如周王虽然大量分封自己的同姓亲属和协助克商的异姓功臣，但他也封夏王之后于杞国，封商王之后于宋国，并允许他们保留各自原本的正朔和服色。
周武王这些事倒不是公羊家的一家之言，左学家、《吕氏春秋》《礼记》也都有类似的说法，只是细节上出入很大。
而在名词概念上，别人说的也没有公羊家那么深刻和玄妙，比如《左传》用的词叫“三恪”
。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孔颖达《正义》解释这个“恪”
字，说“恪”
的意思就是尊敬，改朝换代的新王要封前代君王的后裔以示对前代君王的尊敬。
至于这“三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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