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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格里奥莱文章的结论也引出了同样的方法论问题。
他简要地谈到需要对多贡人与博佐人的联盟进行解释，“因为在这种群体联盟制度中，双方享有共同权利，承担着对权利起补充作用的义务”
。
他在“多贡人抽象观念的基础中”
找到了解释。
“事实上，关于世界的起源，其标志一直就是事物的二元结合。
世上万物都应是成双出现的。”
因此，这是根据多贡人关于孪生的观念所做的个别解释。
两个群体之间的这种关系在世界许多地区都可以发现。
最著名的例证是北美、南美、美拉尼西亚和澳大利亚的半偶族组织。
描述这种两个群体联成一个社会的二元结合的最常用的方法是运用一对对立，如天与地、战争与和平、红与白、土与水、土狼与野猫、鹰与乌鸦。
因此，其基本的观念是对立的统一，如赫拉克利特的哲学所表述的那样。
在中国人的哲学中，则将其更精巧地表述为阴和阳；阳与阴是指男人与女人、白天与黑夜、夏天与冬天、积极与消极等等，他们断言，要构成统一与和谐，就必须使阴阳结合，如同夫妻之合，或冬夏之合为一年。
至此，遗憾的是，对于始隐问题，上述所有答案（即便是带着证据的答案）都仅仅是一些“启发性答案”
而已，终究缺乏铁证。
那么，其他答案又如何呢？
答案还有很多，这里只是择其大略、挂一漏万罢了。
历来解经著作之中，尤其以解读《易经》和《春秋》者为多，究其原因，《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给出过一个合情合理的解释：“惟《易》包众理，事事可通；《春秋》具列事实，亦人人可解。
一知半见，议论易生；著录之繁，二经为最。”
四库馆臣在筛选《春秋》类书目的时候，就感慨着历代相关著作以胡说乱讲的居多，但这些书数量又多，流传又广，既然“不能尽废”
，就只好小心筛选了。
四库馆臣虽有他们的特定立场在，但这番话说得还算公允。
所以，本书序言所谓“一部经学史就是一部误读史”
绝不是故作惊人之语，古人就已经对此深感头痛了。
而在这样多的前代著述和数不尽的洞见与谬见之中，始隐问题的正解至今也未见凿实之论。
8.另外的一种可能：从“二王并立”
时代说起
事情如果从两周断代来考虑，或许会另外得到一点儿思路。
《春秋左传正义》引《竹书纪年》提到太子宜臼（即后来东迁周室的周平王）投奔西申，被申侯、鲁侯及许文公拥立为王，为突出宜臼的正牌太子身份，周王宜臼被尊为“天王”
，与周幽王形成了二王并立的局面，周幽王那边则立了褒姒所生的伯盘为太子。
而在幽王死于战火之后，虢公翰又立王子余臣于携，余臣与宜臼又形成了新的二王并立之局。
天王宜臼与携王余臣各有一批支持者，互相都视己方为正统，视对方为僭越。
直到周平王十一年（公元前760年），携王才被晋文侯所杀，长达十二年之久的“二王并立”
局面方告结束，周平王（天王宜臼）的一统局面才在事实上确立下来。
当然，话要两说，一方面，虽然很多解释都可以自成一说、言之成理，但合理的未必是正确的，而从逻辑上讲，所有答案尽管不可能都对，却很有可能都错，而且，很多答案究竟正确与否根本是无从验证的——也许将来有新的考古发现可以解决这个难题，也许永远也解决不了；另一方面，正如宋代程门高足杨时所谓：《春秋》的意思是非常明白的，明白到如同日月星辰一般，之所以会出现诸家歧义，是因为大家各以己意裁断经文，自己往歪路上走。
其实，如果能把义理先搞明白，《春秋》一点儿都不难懂。
期待考古新发现如同守株待兔，似乎不大可取，杨时提出的则是一个颇具可行性的办法，等走通了义理这条路，也许《春秋》里的任何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当然，能否说服别人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但这也许并不重要，很多人都未必能够（或未必在意）判断经学上的是非对错，但他们总是能够各取所需，也许这才是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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