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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春秋》的问题，张政烺匡正王充之说：“王充的精神是科学的，其所驳斥皆流俗经师之言，破除迷信建设新的精神文明，应当完全肯定。
但是，要了解古代的历史却未必能见真相，因为古人（从孔子到何休）都是在迷信的圈子里长大的，怎么能使他们毫不沾染呢？所以我们的看法恰恰和王充相反，‘春秋十二公’本来是法象天之大数……”
确实，《史记》列五体，篇目数字各有含义，使全书构成了一个“人工创作的系统工程”
。
若不明白汉人的迷信观念，便很容易认为司马迁的编写次第毫无意义。
同样，虽然在现在来看，“《春秋》十二公”
效法“天之大数”
显然过于形式主义，很不合理，但这种思想在孔子当时的社会上却是再平常不过的道理。
那么，如果是为了凑数的话，孔子作《春秋》的难度应该比司马迁作《史记》要低一些，因为司马迁要在一个通史的框架里捏合“十二”
之数，而孔子只要从自己所生活的鲁哀公时代往前推出鲁国的十二位国君即可——推到第十二的时候，正好就是鲁隐公。
这的确是个“不合理”
的答案，但是，对数字的附会，古往今来比比皆是，尤其汉代，“汉朝人对于数字的神秘性是如此地入迷，他们甚至可以牺牲观察的精确来迁就迎合一些神秘的数字”
。
其后，再如话本中的梁山好汉一百单八将，数字即取自于三十六天罡与七十二地煞之和。
如果继续追问三十六和七十二的来历，大约还能追溯到五行理论上去。
《周礼》描述官制，按天地和一年四季分为六大系统：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考工记。
董仲舒《春秋繁露·官制象天》通篇都在讲官制和数字的关系，这正是汉家“天人合一”
之一例。
其中说到朝廷以十二臣为一个单位，效法的是一年有十二个月。
杨希牧曾经给董仲舒和他的《春秋繁露》以一个具有现代性的定性：“董氏可以说是中国甚或全世界学术史上最早从事宗教符号学研究，并最先使用现代所谓‘符号’一词的一位符号学家。
该书（即《春秋繁露》）未尝不可以说是一部古代符号学的论著。”
如此看来，董仲舒在一定程度上正是以符号学家的姿态在做着破解《春秋》密码的工作。
由董仲舒而至司马迁，在想到司马迁的家学影响之外，还得考虑到他曾经在董仲舒门下听过课——这大概还能推论出司马迁的“历史局限性”
，因为《史记》很难免会受到公羊学的影响，毕竟公羊学正是当时显学。
“十二次”
，引自饶尚宽《春秋战国秦汉朔闰表》，“所谓‘十二次’，是古人发现木星十二年绕天区一周，就将天球赤道、黄道附近的一周天自西向东，以二十八宿为标志分为十二等分，用星纪、玄枵等命名，与国相对应，称为十二次。
……有了这样的对应关系，古人就可以把天象与人事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
这十二次名号之中，最为现代人熟悉的除了“寿星”
，恐怕就只有一个“大火”
了，即“七月流火”
之“火”
。
这类观念并非只在汉代及汉前才有，明代瞿九思《春秋以俟录》以《春秋》十二公配十二月，以二百四十年配二十四节气；黄道周《春秋揆》把《春秋》当作日晷来解读，通过一系列复杂的数学运算，得出圣人再临、天地再辟的推论，神奥无比。
就连黄宗羲也怀着忐忑的希望，在“十二运”
的玄理当中静候二十八年之后能有治世的降临。
在数字上对自然的模仿，仅在中国史视野之内来看，既可以说是古人的迷信附会，也可以说是祖先们超卓而独特的智慧，但若拓宽视野，就会发现此处如是，别处亦然。
“正如亚里士多德在他的‘雅典政制’中所述及的那样：‘他们依一年四季之例结合为四部落，每部落又分为三区，共得十二区，有似一年的月数，这些区被称为三一区和胞族；每一胞族有氏族三十，有似每月的日数，每一氏族则包括三十人。
’”
再者，人类学家也给出了时代虽近、形式却古的另一番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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