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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类的说法，无论细节如何不同，无论方法如何各异，核心原则基本都是一样的：第一，鲁隐公之时代是天下大势的一个转捩点（如吕大圭《春秋或问》）；第二，虽然《春秋》在形式上是以鲁国为本位，但那只是个幌子。
宋代赵鹏飞《春秋经荃》于此说得最是明确：“《春秋》之作，为周也，非为鲁也”
，且是一部“中兴周世之书”
。
赵是从《论语》里孔子一句“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
而断言孔子有复兴西周盛世之志，但无奈大道不行，一腔热血只好寓于《春秋》，又看到历史上鲁隐公时代正值周平王末年，天下日乱，中兴无人，于是“孔子悯悼衰世而作《春秋》。
《春秋》，修中兴之教也”
，所以，《春秋》始隐只是表象，其实质则是始于周平王的末年衰世。
这样的解释也算能够自圆其说，而且义理精到，而还有一种说法却很像是在标新立异，即“其实《春秋》不是从鲁隐公开始的”
。
5.始隐新义：《春秋》不始于隐公
“其实《春秋》不是从鲁隐公开始的”
，这简直匪夷所思！
但这的确是个问题，是顾炎武提出来的。
顾是明清易代之际的学术巨擘，又是训诂考据的大家，在学术气质上接近《左传》而远于《公》《穀》。
顾炎武曾经写过一部《左传杜解补正》，用以匡正左氏学最大的权威杜预，他对治《公》《穀》的前贤们更是语出刻薄，说他们穿凿附会、误人子弟。
顾的看法是：这里边是有些曲折原委的。
《左传·昭公二年》记载晋平公派韩宣子来鲁国访问，韩宣子到太史氏那里参观藏书，看到《易象》和《鲁春秋》，感慨地说：“周礼尽在鲁国呀。
我今天可算感受到周公的圣德和周朝成就王业的原因了！”
从《左传》这段资料来看，鲁国从伯禽受封以来一直都是有正经国史的，朝觐、会盟、打仗等等国家大事全有专人记录在案。
那时正值周王朝的兴盛之际，所以典章制度才被称为周礼，负责记录档案的也都是一代代优秀的史官。
而从鲁隐公以后，世道乱了，史官散了，孔子惧怕历史记录会遭中断，这才开始编修《春秋》。
鲁国的历史档案从鲁惠公之前都还完好，又是出自良史之笔，所以孔子对这段历史“述而不作”
；而鲁隐公以后的历史记载却开始乱了，所以孔子才去斟酌编修，即所谓“作《春秋》”
。
所以说，《春秋》并不是从鲁隐公开始的，而是从鲁国建国的时候就有的，可鲁惠公以前的那部分《鲁春秋》早已失传，后人看到的只是孔子手定的断自鲁隐公以下的那部分而已。
顾炎武果然言之成理，而究其思想渊源，应该是从杜预一脉发展而来。
杜当初也是从《左传·昭公二年》韩宣子访问鲁国这件事入手，推论《春秋》的完成过程分为三步：先有周公垂法，中有史官记录，后经孔子编修。
很有疑古惑经精神的刘知几也说“然《春秋》之作，始自姬旦，成于仲尼”
，甚至人们以为在周公之后、孔子之前的五百年间，再没有一个能著书的人，便把作者无考的古经都归在周公名下。
所以，在主流观念里，孔子从思想到素材都非原创，乃是秉周公之志、承史官旧文。
而将周公与孔子并举，也代表着时代风气——宋朝以前是“周孔”
并称，宋朝以后才“孔孟并称”
。
顾炎武这是把旧说推而广之，既解答了始隐问题，同时还弥合了一对千载矛盾。
这个矛盾，即顾文提到的这两句话：一是“述而不作”
，二是“作《春秋》”
。
“述而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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