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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把标准放宽，结果也好不了多少。
佛门有一种说法叫“大乘非佛”
，中国流行的佛教主要就是大乘佛教，而大乘佛教的出现大约是在佛陀死后六百年之后的事了，大乘经典虽然也都打着“如是我闻”
的旗号，号称是直接从佛祖那里亲聆的教诲，其实从主张到风格都已经和早期佛教背离太远了。
当然，大乘佛教是不是更优秀，这是另外的话题，但它对早期佛教的背离程度之大却是不容否认的。
甚至可以说，大乘佛教就是借壳上市，门面还是佛陀的门面，内容却彻彻底底地换汤换药了。
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当新的变成了旧的，许多人便会认为这就是事情的本来面貌，而如果有人拿出了最开始的那个旧的，反倒容易被认为离经叛道了。
那么，对《坛经》的禅宗信仰算不算一种正信呢？
4.和尚的戒疤和牛羊的烙印
新与旧的流变，和尚头上的戒疤就是一个例子。
很多人都知道，仅仅剃了光头还扮不了和尚，头顶还要用香烫上戒疤才行。
也就是说，真正的和尚不但要是光头，头顶还要有戒疤。
但是，烫戒疤的做法其实是元代才有的，是元代统治者一项种族歧视的政策，汉人的和尚要烫戒疤，就像农场主给牛羊烙记号一样，喇嘛就不必受这一烫之苦。
所以，戒疤不但是汉人的耻辱烙印，也是佛教的耻辱烙印。
但是，等事情普及了，流传也久了，耻辱烙印却变成了身份证明，不烫戒疤的和尚反倒被认为不像话了。
当新的变成了旧的，人们往往会对旧的习以为常，认为这就是事情的本来面貌，原本的许多歧义与冲突也会渐渐在时间的长河里消弭于无形了。
一个显而易见却常常被人忽视的事实是，佛学是一门货真价实的“西学”
。
记得我写《春秋大义》的时候用到过不少西学资料，尤其是比较晚近的社会学和人类学方面的，结果一些人很是看不顺眼，说国学和西学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体系，水火不容，接下来就连崇洋媚外的帽子也给我扣上了。
可是佛学这门西学呢，想想季羡林这位搞梵文、治佛学的专家竟然也会被人冠以“国学大师”
的头衔，许多人也不觉得有什么怪异。
不错，学术本无国界，时间一久就更没国界了。
看看佛学，时间一久，不但没有水火不容，反倒水乳交融，经历了一连串的本土化改造过程，结果呢，原有的一些冲突渐渐消弭了，原来的面貌也渐渐地看不清了。
《坛经》也有这样的遭遇。
人们现在理解佛教，很多人都会说众生皆有佛性，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等等，以为这就是佛教一直以来的主张，所以，当看到《坛经》里出现这样的说法时，只觉得不足为奇。
其实这只是因为慧能之后，禅宗的顿悟法门大行于天下，渐渐变成人们对佛教最简单的常识了，然而在慧能当时，这些却都是革命性的观点，不大能为主流佛教界接受。
5.禅宗从何而来？
顾颉刚论《诗经》，曾说过一句看似极端的话：“一首诗文只要传诵得普遍了，对于作者和本诗的传说一定失了真相。”
这个道理也许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但用在佛教、用在禅宗身上却是一点不差的。
禅宗从何而来？对于这个问题，对佛教只要稍有了解的人都能说得出：达摩老祖一苇渡江，来到中国传法，他老人家就是中国禅宗的第一代祖师爷。
那么，达摩又是师承哪里呢？这似乎也是个过于简单的问题：佛陀有一次说法，却一句话也不说，只是拈起一枝花来微笑，听众们全都莫名其妙，只有迦叶发出了会心的一笑。
佛陀于是说：迦叶已经明白了我的意思，我这个禅的法门已经传给他了。
佛祖拈花，迦叶微笑，这个动人的故事广为人知，就在这一笑之间，禅法初传。
但是，如果负责任地来说，这两个故事全靠不住。
达摩的故事很符合传说一贯的发展脉络：越靠后的记载就越详细、越神异，搞得后来一些严肃的学者甚至开始怀疑历史上究竟有没有达摩这样一个人物。
汤用彤在这个问题上下了很大的考证功夫，得出一个被学者们广为信服的结论：达摩其人确实是有的，只是他的那些身世、经历大多是不靠谱的。
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达摩确实是一位外来的和尚，但他带来的并不是禅宗。
事实上，印度佛教从来就没有过一个叫作禅宗的宗派，虽然禅这个概念确实是从印度来的。
印度佛教里所谓的禅，是一种修炼的方式，大体上就是静坐冥想，而这种修炼方式也不是佛家的独创，而是在佛陀以前就有的，是为印度的许多宗教门派通用的，其经典上的源头很可能就是婆罗门《吠陀》经典里的瑜伽，考古发现的源头还要更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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