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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形色和名声不足以让人得到实情，那么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但世人哪里理解得了呢？
[10]所以胡适先生以为，大概哲学观念初起的时代，名词不完备，故说理不能周密。
试看老子说“吾无以名之”
“强名之”
，可见他用名词的困难。
他提出了一个“道”
的观念，当此名词不完备的时代，形容不出这个“道”
究竟是怎样一个物事，故用那空空洞洞的虚空，来说那无为而无不为的道，却不知道“无”
是对于“有”
的名词，所指的是那无形体的空洞，如何可以代表那无为而无不为的“道”
？（《中国哲学史大纲》）但胡适的这个说法会在《庄子》那里遇到挑战。
《庄子》已经非常擅用名词概念了，论证手法也远比《老子》成熟，但仍然时时强调着“道”
的不可言说和强为之说。
或者这是一种路径依赖，或者这说明以《庄子》的完备之名词和周密之论证，仍不能把“道”
说个清楚。
[11]Bryan?W.Van?Norden在研究《老子》的时候这样说过：“一些人会反对说，我的方法论看上去采用了这样一个假设，即一段文本确实存在着一种正确的解读。
事实上，我从没做过这样的假定。
从一开始，不同领域的读者就可以成功地以不同的方式阅读文本。
语言学家、社会历史学家，还有哲学家，他们当然可以彼此学习，但因为他们提出的是不同的问题，所以总会从同一段文本里得到不同的答案。
即便在同一个学科里，对任何一段复杂的文本也会有不同的关注点。”
好在Norden还做了一个似乎毫无必要却实在大有必要的补充：“不存在唯一的正解，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解释都是对的。”
（Method?in?the?Madhe?Laozi）
[12]陈撄宁甚至做出过更加惊人的推论，说先秦诸子百家都出自道家。
（《论〈四库提要〉不识道家学术之全体》）但他确实触到了一个要点：“在一个更加宽泛的意义上，中国所有的哲学和文化都可以被称为道家，因为‘道’的概念尽管会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出现，但它正是传统中国思想的核心。”
（The?Guiding?Light?of?Lao?Tzu，by?Henry?Wei）另外，“道教”
这个词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是被人们用来称呼儒家的。
[13]在《礼记·曾子问》里，孔子回忆老聃关于礼的教导，除了这一条之外，还有两则记载。
《吕氏春秋·当染》也说过孔子学于老聃。
[14]李零先生从字形的训诂出发，推测老子和老莱子很可能是同一个人。
说法很在理，详情见《老李子和老莱子》。
[15]《列仙传》旧题为西汉刘向所作，自宋代以来学者们大多怀疑它是东汉的作品。
[16]不过隐士并不都是山野里的穷人，比如齐国的稷下先生们“不治而议论”
，既得到了不做官的高名，又享受着政府优厚的特殊津贴，田骈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孟子就对这种作风非常不满。
另外，即便按照道家而非儒家的标准，中国的隐士也和印度的隐修之士大不相同，前者基于被动的人生选择，后者则基于主动的人生选择。
《庄子·缮性》说，所谓隐，并不是自己愿意隐藏起来，而是因为与世道不合。
如果遇到合适的时机而大行于天下，就返回“至一”
的境界而不显露行迹；如果时机不合适，处处碰壁，就潜藏而等待，这就是存身之道。
《庄子·秋水》拟孔子的话说：在尧舜的时代，天下没有不得志的人，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智慧超卓；在桀纣的时代，天下没有得志的人，这也不是因为他们的才能低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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