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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从“无为”
顺理成章地就可以推出一个结论：因循。
这也就是司马谈说过的：“道家之术，理论基础是‘虚无’，实践方式是‘因循’，没有一定之规，随机应变，因势利导。”
（《论六家要旨》）
从这里，我们就可以发现道家与其他诸子学派的一个本质差异：别人都是有具体招式的，道家却没有。
比如儒家和法家，都属于典型的“以不变应万变”
，自己那一套治国方略放之四海而皆准，道家却是“以无招胜有招”
，只有寥寥的基本方法论而已，因循而不守旧。
也就是说，其他学派提出什么政治主张，都是目标导向型的，设定了一个具体的政治目标，比如资本主义蓝图或者社会主义蓝图，而道家则是方法导向型的，并没有什么具体的目标，强调的只是方法。
于是所谓“因循”
，并不是因循守旧，不是对既有政策的一成不变，而是首先基于对这样一个道理的尊重，即“形势比人强”
，于是乎顺势而动，就好比顺水行舟，水流向东则向东，水流向西则向西，水流向资本主义则资本主义，水流向社会主义则社会主义。
如果具体到改革问题，从学理上看，因循之道并不否定改革，但要强调，即便是很坏的政策，在大环境里实行日久，难免有了巨大的惯性，而且千头万绪、盘根错节，如果雷厉风行地断然刹车掉头，很可能会招致更大的麻烦。
即便人心思变，掉头也要慎之又慎。
汉哀帝时期，师丹辅政，鉴于贫富悬殊之害，有心搞一些改革。
师丹的说法是：“君子为政，贵因循而重改作，然所以有改者，将以救急也。”
也就是说，虽然要搞改革，但只是为了救急，为政的大原则还是该以因循为主。
（《汉书·食货志》）
《庄子·养生主》中，庖丁为文惠君讲说自己游刃有余的解牛之道，有所谓“因其固然”
。
解牛之道通于养生，养生之道通于政治，这正是道家的一种典型逻辑。
因循之治，《鹖冠子·度万》讲五种政治方针，其中就有“因治”
，简而言之就是“因治者不变俗”
。
《文子·道原》则比较过因循无为与创新有为的优劣，旗帜鲜明地说：“能因即大，作即细；能守即固，为即败。”
直到几百年后，天才少年王弼撰写《老子微旨例略》，总结《老子》之学的大要，一点不带魏晋玄学的浮夸，说得非常中肯：
因而不为，损而不施；崇本以息末，守母以存子；贱夫巧术，为在未有；无责于人，必求诸己；此其大要也。
这段话相当简单易懂，开头的“因而不为，损而不施”
，表现在施政上，正是在因循的过程中实行渐进的改良，而这种改良并不是渐渐增加新项目，而是渐渐减损旧项目，也就是《老子》所谓的“为道日损”
。
易中天先生讲道家是理想主义，“要做就做最好的，做不到最好的就宁可不做”
；相形之下，儒家则是现实主义。
这恰恰说反了，道家如果真那么理想主义，就不会有“文景之治”
了。
道家确实在修身上有着非常理想主义的一面，在《庄子》中表现得最明显，而在治国方略上却有着非常现实主义的一面，也就是前文讲到的那三个特点：动静小，成本低，见效快。
之所以如此，关键就在“因循”
两个字上。
马王堆帛书《经法·君正》甚至给出了因循之道的具体办法，认为一位新上任的统治者治理国家，第一年应该从俗，第二年开始起用有德之人，循序渐进，一直到第七年。
不过，人家不是说到了第七年就是太平盛世了，而是说这时候就可以操纵国内的老百姓去打仗了。
以前我在《春秋大义》里提出“因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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