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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学者评论的那样，这些观点之间的一些不同在于它们各自对于族群认同所关注的焦点不同，因而很难说谁绝对正确或错误。
如Barth的边界理论看到了族群的动态发展，也把族群研究从文化事项的研究转变为主体认同的研究。
这一理论提出了族群边界，但这一边界是原生性的印记还是在互动过程中的建构？工具论提到了族群认同的场景性，但值得思考的是族群的形成是否完全就是追逐利益的手段，在把族群身份当作工具时哪些可以被创作，哪些不能被创造，这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原生情感？杜赞奇在《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中提出：“人们通过对自我的相对于‘他者’的特殊构建来确立文化的界限。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群体可以看作不是界限明确的团体，而是有着各种各样不同的、变动的边界，限定着其生活的各个不同层面。
这些界限可以是刚性的，也可以是柔性的，一个群体的一种或多种文化实践，诸如礼仪、语言、方言、音乐、宗法或烹调习惯等，如果他们代表着一个群体但又不阻止这一群体与其他群体分享或自觉不自觉地采纳其他群体的实践，那么，他们都可以看作柔性的界限。
随着社会的发展，族群的文化边界也在不断调整，当群体界限的观念被改造，当柔性的界限变成刚性的界限时，新的民族开始形成。”
[21]如此说来，族群的边界如何在不同场景下建构，依据什么建构等问题就需要回到具体个案中进行探讨。
今天位于甘肃与四川交界的被称为白马人的群体，以前每个山头都有各自的自称，在与外界交流互动的过程中白马人的群体逐渐变得清晰，也得以明确，族群边界、原生情感、场景化的表达共存于这一族群中，并通过手舞足蹈的形式予以表征，这些讨论在白马人的舞蹈民族志中都能够得以呈现，在此基础上也能带来对民族舞蹈进一步的认识。
二、舞蹈与文化认同的研究
在以上理论思考的基础上，本文作为民族舞蹈研究的文本，不止限于把舞蹈作为当地固有的文化事项予以探讨，而且更加关注实践主体对自己舞蹈的认识与理解，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实践活动，在这一过程中舞蹈就与族群认同、文化认同联系在了一起。
探讨舞蹈文化认同的理论研究比较有限，《民间舞蹈与区域认同》[22]一文在这方面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作者认为民间舞蹈作为一种群体活动被展演，是基于群体内部的共同美感，这种共同的美感与认同密切相关，并在精神世界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并以陕北、晋西的伞头秧歌展演为例提出民间舞蹈加强了个体情感与集体仪式之间的联系，使得舞者的集体意识与社区认同在舞蹈实践中得以体现，确认了民间舞蹈在社区认同感的建立中所起的作用。
文章着重从身体经验出发阐释以身体为媒介的舞蹈活动如何使社会认同得以实现，并从“身体人类学”
（TheAnthropologyoftheBody）的视角提出舞蹈作为一种身体实践，激发并创造了舞蹈者对于所属社区的认同。
《民族舞蹈和文化认同——温哥华的中国移民女性之闲暇活动调查分析》[23]从文化认同的视角论述了民族舞蹈在海外女**中的作用，舞蹈通过身体承载的文化符号不仅塑造了海外中国文化的形象标识，还为中国女性提供了一个发现自我和建立社交的机会。
博士论文《舞龙习俗与民族文化认同研究》探讨了龙从自然崇拜到祖先崇拜的历史转变，在官方与民间的互动中龙舞成为中华民族一种共同的文化符号，这种具有“多元一体”
文化特征的舞蹈形式，在中华民族的发展中所产生的文化认同，和在以此基础上形成的国家认同。
今天，文化认同已经成为一个世界关注的主题，舞蹈作为文化的组成部分在这一过程中也具有特殊意义。
认同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强调文化主体的自我感受，二是认同具有一定的边界。
因此可以说其实认同不仅是一种结果更是一个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舞蹈既是集体情感的表达又充满了场景化的创造，在这一过程中文化边界被塑造与呈现，因此，有关舞蹈与文化认同的话题有待进一步探讨。
三、关于白马人文化的研究
“白马人的研究看似热实际冷”
，这是我第一次到文县时听到地方学者的感慨。
的确，20世纪70年代学术界开始关注白马人，将重点放在民族识别问题上。
1978年四川省民族事务委员会成立“四川省民委民族识别调查组”
，在四川平武的白马与木座两乡进行调查。
1980年5月，四川省民族研究所出版了《白马藏人族属问题讨论集》，收录论文及资料辑录20篇。
1987年8月由平武县白马人族属研究会出版的《白马人族属研究文集》，又收录了1987年之前散见于国内外的部分与白马人族属有关的文章和稿件，共23篇。
这些研究不乏对白马人历史、语言、习俗、服饰以及体质的探讨，但由于已有了既定的结论与目的，以上研究也只是作为论据存在。
除了收集于《论文集》中的文章以外，《藏彝走廊：文明起源与民族源流》、《论藏族文化的起源形成与周围民族的关系》和《安木多东部藏族历史文化研究》三部著作中也对白马人的历史予以考论，但由于资料有限，所述历史也只是对已有文献的不同解读。
白马人居住于今四川与甘肃交界地带，这一地区在中国古代历史中属于蛮夷之地，汉代起进入华夏历史的书写范围，但大多情况下只是泛泛提到，这给对白马人的历史研究带来了很大困难。
大多数汉族学者将其追溯到《史记·西南夷列传》“自冉陇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
的记载中，而藏族学者多将其追溯到吐蕃东进、藏军迁徙的历史史实，背后的意义旨归可见一斑。
地方史学家曾维益的《龙安土司》和《白马土司家谱》两部著作中收集了较为详实的地方资料，后者整理了平武白马人中薛、王几位土司的家谱，从家谱的更迭中能够更加详细地看到近代白马社会中的政治与变迁，是有关白马人历史研究很重要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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