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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不仅成为宋朝士大夫彰显国家主人公意识、以家国天下为己任、密切关注国家的集中体现，也成为后世文人士大夫的崇高追求。
在军事实力孱弱、对外交往始终偏于弱势、由士大夫支撑起来的宋朝，文人们的精神追求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理想与风貌。
他们的忧患意识，不独引领着时代的发展，也铸造了中国文人不屈的风骨。
1127年的靖康之变，是两宋历史的重要分水岭。
在此之前，宋朝地跨黄河两岸，沃野千里，民生不息。
在“澶渊之盟”
与宋夏议和的保障下，边疆虽偶有战事，总体上仍旧家国安宁。
然而，随着汴梁（今河南开封）城破，金兵**，俘虏宋徽宗、宋钦宗北去，宋朝不仅失去了国家的象征，失去了大批治国人才，更失去了淮河以北大片领土以及万千民众，偏居一隅。
从积极抵抗到杀将求和，开启南宋的宋高宗，在长年的逃亡与变局中逐渐丧失了抗击敌人的英武之气，苟和取代抗争，不惜以岳飞换取南面称臣，偏安江南。
从此，防御成为南宋一代的主要议题，也成为这一时期文学创作的主旨。
南宋初立时，天下未定，大批爱国人士积极抗击金兵，在国势危急之际或誓师传檄，或伏阙上书，留下了许多慷慨激昂、彪炳史册的政论文。
如宗泽的《乞勿割地与金人疏》、李纲的《论天下强弱之势》、张浚的《论恢复事宜疏》等。
其中，岳飞的《五岳盟誓记》与胡铨《戊午上高宗封事》最为有名。
前者作于戎马倥偬之际，感慨“虽未能远入荒夷，洗**巢穴，亦且快国仇之万一。
今又提一旅孤军，振起宜兴。
建康之城，一鼓败虏，恨未能使马匹不回耳”
！
慷慨激昂，豪气干云。
《戊午上高宗封事》作于宋高宗绍兴十八年（1138），怒斥秦桧等主和派的求和卖国行径。
其“区区之心，愿斩三人头，竿之藳街。
然后羁留虏使，责以无礼，徐兴问罪之师，则三军之师不战而气自倍”
的呼喊，气势凌厉，锋芒毕露，引起强烈反响。
及至中叶，南宋政论文以替朝廷出谋划策为主，辛弃疾与陈亮是为个中代表。
前者的《美芹十论》和《九议》，全面而精辟地分析了当时的敌我形势，提出了诸多有效的进取方略，文笔酣畅，生气勃勃。
后者在《上孝宗皇帝第一书》中力主恢复中原，痛斥空谈性命的道学家，见解深刻，笔锋犀利。
这些政论文使得散文的政治功能和社会意义得到了大幅提升，其气势雄伟，逻辑严密，较北宋有过之而无不及。
此外，笔记散文也在南宋得到了很好的发展。
作家们多利用笔记长短不拘、形式灵活的特点，撰写笔记专集。
如陆游写有记载入蜀途中见闻的《入蜀记》6卷，范成大则将出蜀东归途中的见闻写成《吴船录》2卷。
另有洪迈《容斋随笔》、罗大经《鹤林玉露》、周密《武林旧事》等，或写读书心得，或记日常趣事，读来兴味盎然。
政论、笔记之外，南宋理学家们所创作的散文也颇具影响，原本相互对立的文学家与理学家逐渐呈现出相互融合的趋势。
南宋时期，理学形成了朱熹学派、陆九渊学派、叶适学派等几个学派相互对峙的局面。
由于各派在哲学、史学与文学方面所持的主张皆各不相同，文学创作亦差异明显。
其中，叶适强调事功，吕祖谦重视文学辞章，朱熹强调道的重要性。
最终，朱熹的学说在其卒后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官方思想，其文学观对宋以后的文学也有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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