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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城市的发展与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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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是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秦汉以来，封建制度在整个中国社会居于主导地位，政治、军事因素对于城市的等级和规模影响极大。
随着城市吸纳外来经商人员的增多，为了便于官方控制管理，城市中形成了严格的坊市制度。
例如，唐朝都城长安，皇城在城市最北面，在皇城的对面为百官、市民居住的地区——坊，皇城左右两厢为商贾百工聚居的贸易区，即东、西二市，城市布局体现了坊市制度的典型特征。
而到了10世纪初，随着城市人口增加、商业扩展与繁荣，这个制度逐渐难以维持，经济因素对于城市管理制度的冲击日益凸显。
至后周时，即已出现坊市之中，“邸店有限，工商所至，络绎无穷”
[1]的景象。
坊市的布局已逐渐不能适应城市与商业发展的需要。
宋初虽对城市进行了扩建，但仍不能满足社会需要。
按照旧的坊市制度，“京师街衢，置鼓于小楼之上，以警昏晓”
[2]，这种街巷鼓楼是专门为关闭坊门而设立的。
可是到了宋神宗年间，已是“二记以来，不闻金鼓之声”
[3]，这意味着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实际需要，坊、市之别已经不再那么严格，街衢上到处可以开设店铺，时间限制也被冲破，出现了日益繁荣的“夜市”
经济。
而由于城市居民增多与商业的迅速发展，店铺开设越来越多，甚至侵街占道，阻碍交通。
同时商业发展也推动了城市的扩张，商业店铺突破城墙的限制，在城门外建立定期的贸易场所——草市，宋朝政府对此也予以认可。
周边草市的繁荣发展，日益形成了城墙外的新市区，如南宋鄂州（治今湖北武昌），“市邑雄富，列肆繁错，城外南市亦数里，虽钱塘、建康不能过，隐然一大都会也”
[4]。
南宋诗人姜夔曾赞叹：“武昌十万家，落日紫烟低。”
（姜夔《春日书怀四首》）南市甚至成为鄂州的主要市区，这是打破城郭限制之后，城区发展所展现的一种新的气象。
随着坊市制度被打破，城市对普通乡村民众的吸引力进一步增强，城市人口数量也逐步增加，大中型城市不断兴起。
随着宋朝因商业发展，大量外来人口涌入城市，加之城市外围形成了草市等新居民区，因而城市人口即坊郭户的数量较前朝有明显的增长，大城市中表现尤为突出，如北宋都城汴梁（今河南开封）。
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开封府新旧城八厢共计9.7万余户；而到了宋神宗熙宁年间，开封府居民户数已达20万，人口增长极快，若按每户平均5人计算，则人口当在百万以上。
南宋临安（今浙江杭州）城市人口亦相当可观。
宋高宗绍兴十一年（1141）知府报告：临安“府城之外，南北相距三十里，人烟繁盛，各比一邑”
[5]。
外城如此，城中更甚，江商海贾汇集，人口在百万之上。
余如武昌、扬州、成都，都是熙熙攘攘、人口密集的大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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