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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苗钱也成为保守派批判新法的主要例证，一力反对新法的士大夫领袖范镇，在给宋神宗的奏札中就尖锐指出：“养民而尽其财，譬犹养鱼而欲竭其水也。
今之官但能多散青苗、急其期会者，则有自知县擢为转运判官、提点刑狱，急进侥倖之人，岂复顾陛下百姓乎？陛下有纳谏之资，大臣进拒谏之计；陛下有爱民之性，大臣用残民之术”
[12]，尖锐指出青苗钱的实质是在与民争利、为国敛财，完全背离了抑制高利贷、维系民生的本意，成为地方官员的进身之阶。
面对变法导致的重重危机，王安石并非全无应对之策，但在法制建设和监督机制还颇为薄弱的中国古代社会，王安石能采取的手段也只不过是多派巡视官员，命令他们监督地方，督促和整顿新法的实施。
然而情况往往是，巡视官员一旦来到地方，脱离了中央的管控，很容易在利益和人际关系的诱导之下，与地方官员沆瀣一气，成为地方官员盘剥农民的帮凶。
薄弱的法制无力制裁官员的贪欲，体制内的监督往往因为利益的一致性，而成为欺上瞒下的帮凶。
官员通过对权力的分赃获取了大量的利益，社会矛盾却被进一步激化。
熙宁七年（1074），王安石第一次罢相，变法活动受到重挫。
一年后王安石虽又复相，但失去了宋神宗的信任，变法前途堪忧，其重点也逐渐过渡至官制改革。
元丰三年（1080），宋神宗在蔡确、王珪的协助下，对职官制度作了改革。
宰辅制度恢复了唐三省制规模，以尚书左、右仆射为宰相，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行侍中之职，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行中书令之职，借以发挥中书揆议、门下审复、尚书承行的职能，实际上权归中书。
同时，参知政事改称中书侍郎、门下侍郎和尚书左、右丞。
同年八月下令，凡省、台、寺、监领空名者一切罢去，使各机构有定编、定员和固定的职责；许多机构便或省或并，如三司归户部和工部，审官院并于吏部，审刑院划归刑部。
过去“官”
仅用以定禄秩、序位著，此次改革，一律“以阶易官”
，自开府仪同三司至将仕郎共为25阶，此后升迁、俸禄等都按新定的《元丰寄禄格》办理。
元丰改制以《唐六典》为准，所看重的也是因为唐朝官制似是模拟古制而来。
然而《唐六典》官制因循《周官》之名，但实则与周朝官制无涉。
王安石的改革活动虽以经济为出发点，但从《万言书》开始，对官制的治理和对道德的重构，就一直被他所重视。
经济改革阻力重重，元丰改制的复古，实有恢复古礼、效法“春秋”
的意味。
但是，官制改革一直浮于表面。
元祐四年（1089），时为右谏议大臣的范祖禹上疏，要求“尽复祖宗之法”
[13]，其中对元丰改制亦有批评，称“有司亦失先帝本意，一切遵用唐之六典，大唐六典虽修成书，然未尝行之一日，今一一依之，故自三省以下无不烦冗，重复迂滞，不如昔之简便”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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