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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家法族规的约束性内容越发丰富具体，文字也更具有法规的条理性，其内容相当广泛，要求子弟孝亲敬长，睦亲齐家；勤劳节俭，依法完粮纳税；励志勉学，科举入仕；审择交游，近善远佞；宽厚谦恭，谨言慎行；和待乡邻，善视仆隶；救难济贫，洁身自好等。
如司马光《居家杂仪》中规定宗族成员必须重视长幼关系：“有不识尊卑长幼者，则严诃禁之”
，“其有斗争者，主父、主母闻之，即诃禁之。
不止，即杖之。
理曲者杖多。
一止一不止，独杖不止者”
，“其专务欺诈、背公、循私，屡为盗窃、开权犯上者，逐之”
。
范氏《义庄规矩》规定：“诸房闻有不肖子弟因犯私罪听赎者，罚本名月米一年，再犯者除籍，永不支米。
除籍之后，长恶不悛，为宗族乡党善良之害者，诸房具申文正位，当斟酌情况，控告官府，乞与移乡，以为子弟玷辱门户者之戒。”
“其专务欺诈、背公、循私，屡为盗窃、开权犯上者，逐之。”
宋朝部分家规中还出现了简单的肉体惩罚。
赵州裘氏宗族的规约中“有竹箪亦世相授矣，族长欲挞有罪者，则用之”
[119]。
江州陈氏家法最具强制力，其家族内特设刑杖厅，专门处罚违法子弟。
随着惩罚权的加大，宗权开始成为中国民间社会中的重要支配力量。
总体而言，宋朝的社会结构与民众生活呈现出了较高的流动性，体现了一定的人身自由，其社会各阶层在法律地位的平等性较前代有相当大的进步，契约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得到广泛应用。
宋朝相当重视商业，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重农抑商的传统政策。
宋朝新的地主建立的宗族组织在其内部呈现了相当的自治性，是后来明清社会绅权形成的最直接的历史传统。
从这些因素中来讲，比照西方近代民主自由社会中的市民社会、契约化、阶层流动、文官政治、三权分立制度，这些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在宋朝确实都有类似萌芽的出现，因而宋朝可以称为中国的近世时代。
[1]（北宋）文莹：《湘山野录续录》。
[2]（元）脱脱：《辽史》卷9《景宗纪二》。
[3]（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
[4]（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7。
[5]（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7。
[6]（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01。
[7]（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8。
[8]（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8。
[9]（南宋）陈亮：《陈亮集》卷1《书疏》。
[10]（南宋）李攸：《宋朝事实》卷9《职官》。
[11]（南宋）黎清德编：《朱子语类》卷128《法制》。
[12]（北宋）苏洵：《嘉祐集》卷1《几策》。
[13]（北宋）范祖禹：《范太史集》卷26《论曹诵札子》。
[14]（南宋）罗璧：《识遗》卷1《有国二权》。
[15]（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53。
[16]（北宋）沈括：《梦溪笔谈》卷25《杂志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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