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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西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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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夏建国前的政治、社会同样流行部落贵族制,“部(落)有大姓而无君长,不相统一”
[40]。
不过,与辽以及后来的金不同的是,西夏地区自汉以来就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交错地带,汉族文化非常流行,因此,西夏建国时就已经非常熟悉中原的政治体制,从一开始就是仿照宋朝的制度而创立官制,即“设官之制,多与宋同”
[41],如中央同样设有中书省、枢密院、三司、御使台等,地方同样设有监司、州(府)、县等。
夏、宋两国的制度相同,但社会却不同,西夏建国时的社会仍保留着浓厚的贵族色彩,如李元昊“每举兵,必率部长与猎,有获,则下马环坐饮,割鲜而食”
[42],因此,西夏的制度建设是稍微超前的,政治变革略先于社会变革。
正因为如此,西夏的制度容易发生反复,容易在汉制和党项族传统之间来回改变,如夏惠宗时期,围绕着“蕃礼”
与“汉礼”
,代表传统贵族的母党梁氏与代表皇权的皇帝李秉常之间展开过近20年的斗争。
[43]不过,随着君主集权的巩固,西夏的部落贵族制还是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落。
到西夏中后期,部落的形式虽然仍然存在,但已经褪去了贵族色彩,转变成地域性的乡村公社。
[44]
甘肃、宁夏地区早在汉朝就已纳入汉族文化圈,而且这一地带扼守丝绸之路要冲,因此,在建国前,西夏的货币经济、商品经济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
建国后,西夏的货币经济、商品经济更是取得了长足发展,货币“成为西夏社会普遍的价值尺度、流通和贮藏手段”
[45],到西夏后期,市镇商业贸易发达,货币经济达到了繁荣阶段。
从西夏法典《天盛律令》来看,西夏的物品多以货币计值,官员的俸禄、赏罚多以货币支付,国家的部分赋税也以货币征收。
[46]而且,从现有出土钱币来看,西夏流通的货币主要是北宋的货币,表明西夏对外贸易的规模很大。
在前三国中,西夏货币经济的水平高于辽,接近于宋。
[47]
西夏在思想文化上同样注重以中国文化来统一国内的意识形态。
“拓拔自得灵夏以西……称中国位号,仿中国官属,任中国贤才,读中国书籍,用中国车服,行中国法令……所为皆与中国等。”
[48]景宗李元昊“仿中国,置文武班,立蕃学、汉学”
[49],“译《孝经》、《尔雅》、《四言杂字》为蕃语”
[50]。
毅宗李谅祚“遵大汉礼仪以更蕃俗,求中朝典册用仰华风”
[51],“夏国自谅祚请去蕃礼从汉仪之后,常服中国衣冠”
[52]。
惠宗李秉常心好中国制度,“下令国中悉去蕃仪,复行汉礼”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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