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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随商船往来中国和海外的僧人开始增加。
西晋时候,天竺僧人耆域和迦摩罗先后乘坐商船到广州传播佛法,并在广州建造了三归寺和王仁寺。
梁武帝听说扶南有一丈二尺的佛发,特派沙门释云宝前去迎接。
汉地僧人亦纷纷前往西域乃至天竺探寻佛法。
在这些僧人中,以法显最具代表性。
法显俗姓龚,平阳(治今山西临汾附近)人。
后秦姚兴弘始元年(399),法显从长安(在今陕西西安)出发,西行求法,循河西走廊,穿过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翻越高峻的帕米尔高原,经中亚各国,最终到达印度河流域和恒河流域,在印度学习梵文,拜访名僧,抄写经律。
刘宋义熙五年(409),法显离开古印度东北部著名海港多摩梨帝国出海东归,乘坐商人的大船向西南方向航行,得冬初信风,昼夜14日到狮子国。
多摩梨帝国在今天印度加尔各答西南,从加尔各答到斯里兰卡,乘船14个昼夜,这是当时印度洋航海速度的宝贵史料。
法显在狮子国停留了两年,有一次偶然在当地看到一把中原出产的白绢扇,思乡之情引得泪流满面。
义熙七年(411)八月间,法显乘一艘可载200人的大型商船启程,在路上又遇到大风,在海中漂泊13个昼夜后,在一个小岛上停泊修复船只后,继续航行;可能是受大风的影响,商船偏离了航向,90天后到达耶婆提(约在今苏门答腊岛或爪哇岛)。
法显在耶婆提上停留等候季风,义熙八年(412)春,法显搭乘一艘大型商船,向广州启航,在途中再次遇风,未能停靠广州,七月间,最终到达青州长广郡的牢山(今山东青岛崂山)上岸。
回国后,法显将其旅途见闻写成《佛国记》(又名《法显传》)一书,记录了古代航线、船舶、航海技术、海上贸易等方面的资料。
与法显类似,在南北朝时期,西行求法的僧人有很多是从陆路启程,经中亚到达印度,然后取道海路回国。
如西凉僧人智俨和高昌僧人道普,他们也是在青州登陆。
幽州的李勇也是沿陆路向西到天竺求学,最后在南天竺乘船到广州。
这些北方僧人对海路并不熟悉,但到了印度后,明显感受到海路交通的频繁与便利,于是便舍陆乘船。
在同时期,外国僧人来华,也有很多是沿海上丝绸之路而来,如中天竺僧人求那跋罗于元嘉十二年(435)到达广州,西天竺僧人拘那陀罗(真谛)于萧梁中大同元年(546)泛海经过狼牙修(在今马来半岛)、扶南(在今中南半岛),到达南海郡(治今广东广州)。
被后世尊奉为禅宗之祖的南天竺人菩提达摩,也是从海路来到中国的。
除此之外,扶南僧人也有乘船来到中国的,如伽婆罗(僧养)、曼陀罗(宏弱)等。
法显在《佛国记》中记述,海中“多有抄贼”
,如果遇到,那么就会人货全无。
海盗数量众多,在另一方面证明了海上贸易的繁盛。
随着交流的日益频繁,中国与印度等地的经济、文化交流达到新的高度,除佛教文化外,还有物产、技术、学术的交流。
中国的丝绸、纸、钢等都传入印度。
而在中国僧侣学习梵文,翻译佛经的过程中,逐渐发展出汉语的语音学。
印度的天文学、医学、星象历算、地理知识都传入中国,促进了中国文化的补充和发展。
在长期文化交流的基础上,汉文史籍中记录了丰富的关于中国与东南亚、印度洋地区国家之间关系的史料,还包括当地历史、风土民情、物种土产、商业贸易、地理交通、佛教和其他宗教的传播、文化艺术等资料。
由于古代印度的宗教兴盛,思辨体系发达,神话兴盛,历史撰述并不发达,所以关于古代南亚、东南亚地区的历史,大量存在于中国的正史、杂史、私人著述、法显等人的行记,以及慧皎的《高僧传》等著作中。
汉文典籍成为研究古代南亚、东南亚地区历史的史料宝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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