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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便他们铸成铜鼓。
朝廷颁布诏书是为了禁止这种导致铜钱外流的犯禁举动，但也说明在东晋时，有很多域外的商人来到广州进行贸易，包括这种非法交易，说明航线的畅通。
在南朝时期，与海上诸国的联系进一步加深。
刘宋元嘉五年（428），狮子国（今斯里兰卡）国王给刘宋皇帝的书信中称：两国“山海殊隔，而音信时通”
[11]。
南朝刘宋和萧齐时，有10多个海外国家通过海路来到中国。
据《南齐书·东南夷传》记载，萧齐明帝永泰元年（495），林邑王诸农，亲自坐船来华，“海中遭风溺死”
[12]。
萧衍建立梁朝之后，定期航海来朝贡的国家，超过了前代的数量。
孙权时，宣化从事朱应和中郎将康泰受命出使扶南，很多学者认为这一举动的意义可以与西汉时期张骞通西域相比。
朱应和康泰出使扶南时间长达10多年，访问了今天东南亚地区的众多国家。
他们返回后，综合其见闻，著成《扶南异物志》、《吴时外国传》等书，可惜现在已经亡佚。
《梁书·海南诸国传》依据的主要史料是康泰的《吴时外国传》，里面记载“海南诸国，大抵在交州南及西南大海洲上，相去近者三五千里，远者二三万里，其西与西域诸国接”
[13]，说明朱应、康泰等人扶南之行所经历，是今天的东南亚和南亚地区。
由于长年在南海海域航行，中国的水手、商人、水师对所经海域的了解日益加深。
从汉朝开始，中国文献中用“涨海”
来称呼南海，东汉人杨孚在《异物志》中记叙：“涨海崎头，水浅而多磁石。”
三国时吴国人谢承所撰《后汉书》中记载曰：“交趾七郡贡献，皆从涨海出入。”
康泰的《扶南传》中讲述说：“涨海中，列珊瑚洲，洲底在盘石，珊瑚生其上。”
三国时人万震的《南州异物志》中提及汉代从“句稚国”
（约在今马来半岛）：“东北行，出涨海，中浅而多磁石。”
这些记载都说明中国的水手已经认识到南海的岛礁是由珊瑚礁构成的，船只航行经过，遇到礁滩不幸搁浅，就像被磁石吸住一样，从另一方面证明了中国先民对南海地理的熟稔。
通过与东南亚、南亚各国的海上交通，中国人对这些地区地理的了解也在逐步加深。
从三国时期开始，记载域外资料的书籍数量猛增，在唐朝初期撰修的《隋书·经籍志》中，就记录有多部记述域外知识或行记的书籍：沙门释智猛著《游行外国传》、释昙景著《外国传》、释法盛著《历国传》、无名氏著《大隋翻经婆罗门法师外国传》、无名氏著《交州以南外国传》、无名氏著《日南传》、无名氏著《林邑国记》、无名氏著《诸番风俗记》、无名氏著《诸番国记》等。
刘宋时僧人竺枝在《扶南记》中谈到“安息国去私诃条国二万里，国土临海上，即《汉书》天竺安息国也，户近百万，最大国也”
[14]。
安息即波斯，因汉朝中国人了解其情况时处于安息王朝统治下，所以得名。
南北朝时，波斯已在萨珊王朝统治之下，但中国人还是习惯于称其为安息。
《扶南记》中的“私诃条国”
，是巴利语狮子国的音译，即斯里兰卡，竺枝知道安息的国土临海，而狮子国位于海岛上，所以这里说的“二万里”
应该是海路，说明竺枝已经了解从印度次大陆地区到波斯湾的海路。
东汉瓦解以后，由于战乱频仍，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无法得到保障，常常有朝不保夕，前途渺茫之叹，有寻求精神寄托的内在诉求，所以宣扬因果报应、修行来世的佛教在中国各地迅速传播，汉地对于佛教教义的寻求不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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