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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对以长治久安为治国目标的唐太宗来说，无疑更能引**感上的共鸣。
编修、阅览史册除去可以汲取经验之外，还会鞭策唐太宗恪守君王之道，兢兢业业，勤政为民。
贞观十六年（642），唐太宗询问编修《起居注》的褚遂良，是否会将自己所行之善恶，悉数记录。
褚遂良对曰：“史官之设，君举必书。
善既必书，过亦无隐。”
唐太宗说：“朕今勤行三事……一则鉴前代败事，以为元龟；二则进用善人，共成政道；三则斥群小，不听谗言。”
[29]并坦言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希望史官能够不要记录他的恶行。
注重身后之名的唐太宗希望后人读贞观之史时，唯见“鸿勋茂业粲然可观”
，而不希望自己像历史上的昏君一样，留下为人耻笑的把柄。
贞观君臣从历史中学到的最宝贵的道理便是居安思危、善始慎终。
自古人君即位之初，往往惠行善政，但能坚守其事者并不多见。
究其原因，不过是随着和平安稳局面的到来，大多数君主居安忘危、居理忘乱，不能克终，终致乱亡。
唐太宗为了避免诸如司马炎等君主的统治失误，他从不敢倚仗天下安定的局面，便肆意妄为。
贞观初，他曾对群臣说：
治国如治病，病虽愈，尤宜将护，倘遽自放纵，病复作，则不可救矣。
今中国幸安，四夷俱服，诚自古所希，然朕日慎一日，唯惧不终，故欲数闻卿辈谏争也。
[30]
魏徵起而对道：“内外治安，臣不以为喜，唯喜陛下居安思危耳。”
贞观六年（632），时为秘书少监的虞世南上《圣德论》一篇，认为唐太宗的功德可与上古之主相媲美。
唐太宗赐手诏曰：“卿适睹其始，未知其终。
若朕能慎终如始，则此论可传；如或不然，恐徒使后世笑卿也！”
[31]可见，居安思危、善始慎终一直是唐太宗心头紧绷的一根弦。
一旦这根弦有所松动，便会有朝臣上谏提醒。
贞观六年（632），中书令温彦博见唐太宗渐有营缮、谏官多有忤旨，便提出意见，希望唐太宗能够“常如贞观初”
。
贞观十三年（639），魏徵见唐太宗渐趋奢纵，恐其不能克终俭约，便上疏直陈唐太宗渐不克终之举，多达10条，希望他能够“见诫知惧，择善而从”
。
唐太宗深觉其失，便将魏徵的奏疏写在屏风之上，每天反复观看，并对魏徵说：“朕今闻过能改，庶几克终善事。
若违此言，更何颜与公相见？复欲何方以理天下？”
唐太宗在贞观晚年曾不顾群臣反对，耀兵辽东，无功而返。
东征失败之后，他曾慨然长叹：“魏徵若在，吾有此行邪！”
言语之间，除了包含对魏徵匡谏之功的怀念之外，还有着深深的自责与愧疚。
未能遵守与魏徵善始慎终的君臣之约，贸然好大喜功地东征高丽，也成为唐太宗政治生涯最大的败笔。
唐太宗不仅时刻提醒自己要善始慎终，而且经常会鞭策臣僚与他一起提高警惕。
为人臣者，任职之初，满腔热情，希望做出一番成绩，往往能够耻君不及尧舜，犯言直谏，但时间一久，反而瞻前顾后，顾虑太多，渐渐变得阿旨顺情、不思谏言。
贞观六年（632），唐太宗对群臣说：“朕比来临朝断决，亦有乖于律令者。
公等以为小事，遂不执言。
凡大事皆起于小事，小事不论，大事又将不可救，社稷倾危，莫不由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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