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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违一官之小情，顿为万人之大弊。
此实亡国之政，卿辈特须在意防也。
[25]
贞观三年（629），他再次提醒群臣：“中书、门下，机要之司。
擢才而居，委任实重。
诏敕如有不稳便，皆须执论。
比来惟觉阿旨顺情，唯唯苟过，遂无一言谏诤者，岂是道理？”
在唐太宗的推动之下，贞观群臣屡屡有封驳诏敕之举。
比如唐太宗即位之初，分命使臣点兵。
封德彝认为，中男虽然未满18，但体格健壮者，亦可简点入军。
唐太宗从之。
敕命出，时在门下省任职的魏徵认为此条敕令违背了朝廷法式，坚决反对，不肯署敕，以至来往数次。
最终，唐太宗还是遵循了魏徵的建议，停取中男为兵，从而避免了失信于天下。
此外，唐太宗早在贞观元年（627）便已下令：“自今中书、门下及三品以上入阁议事，皆命谏官随之，有失辄谏。”
让谏官参加皇帝与宰相的御前会议，随时发现问题并提出建议，从而确保朝廷决策的准确性。
除去三省之间能够相互制约之外，唐太宗还非常强调朝廷各个部门之间，以及各个部门内部都应该各司其责、权责明确，不要越俎代庖、妄生枝蔓。
贞观元年（627），御史大夫杜淹上奏，认为诸司文案恐有稽缓失误，因此向唐太宗申请，希望可以让御史直接到相关部门进行监督检查。
宰相封德彝表示反对，因为“设官分职，各有所司”
，若出现失误，御史自应加以纠劾；如若让御史遍历诸司，搜集失职之处，恐怕太过烦碎。
杜淹听后，心服口服地说：“天下之务，当尽至公，善则从之。
德彝所言，真得大体，臣诚心服，不敢遂非。”
[26]按唐制，杜淹任职的御史台“掌持邦国刑宪典章，以肃正朝廷”
，其职责确为纠举百僚、弹劾不法，但若逾越本职，亲往诸司，不仅会干扰其他部门的正常工作秩序，也会导致御史台官员工作烦碎，抓不住重点。
所以，杜淹接受了封德彝的意见。
唐太宗也非常高兴地说：“公等各能如是，朕复何忧！”
诸司能够恪守本职，互不干扰，实为唐太宗喜闻乐见之事。
前文已言，唐太宗勤政的特点在于提纲挈领，而非事必躬亲。
同样，他对宰相的要求也是如此。
贞观二年（628），唐太宗对宰相房玄龄、杜如晦等人说：“公为仆射，当助朕忧劳，广闻耳目，求访贤哲。
比闻公等听受辞讼，日有数百。
此则读符牒不暇，安能助朕求贤哉？”
于是唐太宗下令：尚书省的细碎杂务，一切皆委付尚书左、右丞处理，只有那些事关重大的冤案要案，才由仆射亲决。
由于仆射既是宰相，又是尚书省的长官，有的仆射对省内之事往往事必躬亲，日理万机，反而忽略了其作为一国之相的职责。
在唐太宗眼里，宰相应该提纲举目，关注事关根本的国家大事，至于那些细小之事，不应为之劳心费神。
政治体制的规划建设合理与否，不仅能体现一个时代政治文明的发达程度，而且能影响一个时代政治文明所能达到的高度。
贞观时期三省六部体制的确立完善与流畅运转，各个部门间的互相配合与彼此协调，君臣之间的理性分工与协同合作，不仅让贞观时代成为后世仰羡的开明政治之典范，而且奠定了有唐一代政治体制之基本格局，是为唐太宗君臣留给李唐王朝最重要的政治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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