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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慎对待刑罚，尤其是死刑，是唐太宗的惯有理念，但他身为帝王，又性格刚烈，难免会有雷霆震怒、丧失理智之时。
贞观五年（631），患有心疾的河内人李好德，妄为谣言以惑众，被朝廷缉拿问罪。
负责审理其罪的大理丞张蕴古认为，李好德属于心病突发，丧失意志，不应该承担法律责任。
唐太宗被张蕴古说服，打算释放李好德。
张蕴古兴奋过头，竟然偷偷将唐太宗的旨意告诉了李好德。
事情被侍御史权万纪发现并上报唐太宗。
唐太宗大怒，认为张蕴古泄露禁中之语，命人斩之于东市。
事后，唐太宗非常后悔，因为张蕴古虽然行为不妥，但罪不至死。
为了防止再犯类似的错误，唐太宗下令：“凡决死刑，虽令即杀，仍三覆奏。”
有关部门在处决死刑犯之前，需要前后三次上奏，没有异议之后，方可执行。
后来由于三覆奏制度没有得到很好地贯彻，负责部门图一己之便，竟然在一天之内就能走完三覆奏的流程。
针对这种情况，唐太宗再次下诏规定，在京诸司，奏决死囚，需要五覆奏；地方州县则实行三覆奏。
所谓五覆奏，就是在死刑执行前两天，每天都要上奏，执行当日，再上奏三次。
三覆奏与五覆奏制度确保了死刑执行的谨慎，在最大限度上确保了死刑执行的公正与准确。
史称“全活者甚众”
。
在贞观君臣的共同努力之下，贞观四年（630），岁断死刑仅29人，几致刑措，史称“东至于海，南至于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焉”
。
唐太宗反对严刑峻法，主张慎刑慎罚，并不意味着朝臣以及百姓可以恣意枉法。
依法治理、秉公处理是唐太宗维护法律尊严时恪守的准则。
即使犯罪之人是自己的亲旧故实、心腹大臣，也绝不姑息。
贞观三年（629），濮州刺史庞相寿因贪污罪被革职，自言曾在秦王幕府供职，为太宗故旧。
唐太宗念旧情，欲原谅他。
魏徵以为不可，上前谏道：“秦王左右，中外甚多，恐人人皆恃私恩，足使为善者惧。”
唐太宗听后，便对庞相寿说：“我昔为秦王，乃一府之主；今居大位，乃四海之主，不得独私故人。
大臣所执如是，朕何敢违！”
于是“赐帛遣之”
，与之挥泪而别。
唐太宗赐庞相寿以绢帛，是出于道义上的考虑，但他终不以私害法，公正地处理了这个贪污案件。
治理国家，必须遵守法度，一视同仁，绝不能因为是亲旧之人便法外开恩。
贞观九年（635），岷州都督高甑生因罪减死徙边，或言甑生乃秦府功臣，请求宽宥。
唐太宗说：
国家自起晋阳，功臣多矣，若甑生获免，则人人犯法，安可复禁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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