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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之初，有人上书请求摒弃奸佞之臣。
唐太宗便问谁是奸佞之臣？那人回答道：“请陛下佯怒以试群臣，若能不畏雷霆，直言进谏，则是正人，顺情阿旨，则是佞人。”
唐太宗听罢，对周边大臣说：
流水清浊，在其源也。
君者政源，人庶犹水，君自为诈，欲臣下行直，是犹源浊而望水清，理不可得。
朕常以魏武帝多诡诈，深鄙其为人，如此，岂可堪为教令？[8]
他认为上书之人虽然是好意，但他更在意的是布大信于天下，“不欲以诈道训俗”
，所以没有采纳此建议。
唐太宗很清楚地意识到只有以诚信行事，对臣下推心置腹，才能换来臣下对自己的忠心耿耿。
在他看来楚霸王项羽因不立仁信，终究无法立足关中；隋炀帝因猜忌臣下，终致群臣离心离德，两人均不可效仿。
他这一认识也得到了臣下的呼应。
魏徵便曾上疏建议唐太宗要做好表率，励行诚信，因为上不信则无以使下，下不信则无以事上。
唐太宗不仅能够做到以诚待臣，而且能够做到任人不疑。
比如魏徵曾侍奉李建成，站在唐太宗的对立面，以致贞观年间，屡屡有人借此构陷魏徵。
贞观三年（629），有人告发魏徵谋反。
唐太宗却认为魏徵以前是自己的仇人，正是看到魏徵对所事之主忠心耿耿，遂起而用之。
有人无缘无故地进谗言来诬陷他，唐太宗连问都不问，便立即斩杀告发之人。
贞观十一年（637），又有人告发魏徵参与谋反，唐太宗仍然不加询问便将告发之人治罪。
再比如房玄龄、杜如晦，二人皆为秦王府旧僚。
房善谋，杜善断，两人同心共济，辅佐太宗。
贞观年间，有一个叫陈师合的监察御史奏上一篇《拔士论》，极言一个人的精力有限，不应身兼数职，实际是在暗讽房玄龄、杜如晦等人权力过重。
唐太宗却说：“玄龄、如晦不以勋旧进，特其才可与治天下者，师合欲以此离间吾君臣邪？”
于是便将陈师合流放岭外。
后来，唐太宗亲征高丽，以房玄龄留守京师，许以便宜从事，无需奏请。
唐太宗出发后，有人便到房玄龄之处，要告发有密谋。
房玄龄得知事涉自己，便把告状之人送到唐太宗的行宫。
唐太宗命人手持长刀，并做好吩咐：如果这个人告的是房玄龄，那事情绝属虚妄，就把他斩了。
一经引问，果然不出唐太宗所料。
周围之人手起刀落，便将那人斩了。
唐太宗写信责怪房玄龄道：“更有如是者，可专决之。”
以上的事例表明，唐太宗根本不相信自己倾心任用之人会有谋反之举，不仅体现出唐太宗对臣下的信任，也体现出他在识人任人方面的自信。
自古以来，君臣相遇，殊为难事。
或有明君而无贤臣，或有贤臣而无明君。
举凡君臣相遇之日，便是王朝繁盛之时。
唐太宗统治时期君臣之间犹如鱼水的和谐关系，让贞观成为太平治世的代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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