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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聚集的游食之众，严重防碍了官府的管理。
“其所以伤治害政，尘滓佛教，固已彼此俱弊，实污风轨矣。”
[75]桓玄想要沙汰沙门主要是因为僧侣人数太多，聚集一起容易生事，是造成伤治害政因素。
《颜氏家训·归心》篇中对南北朝末期社会对佛教的诋毁主要有5个方面：其一，以世界外事及神化无方为迂诞也；其二，以吉凶祸福或未报应为欺诳也；其三，以僧尼行业多不精纯为奸慝也；其四，糜费金宝消耗课役为损国也；其五，经纵有因缘而报善恶，安能辛苦今日之甲，以利后世之乙乎？
南北朝时期儒、道、佛之间虽然论争激烈，甚至出现灭佛的事件，但三者之间却是在冲突斗争中趋向融合。
宋文帝曾引范泰、谢灵运的评论：“六经典文，本在济俗为治耳；必求灵性真奥，岂得不以佛经为指南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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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道为争取官方的支持都向儒家靠拢，把儒家的礼法引入自己的教义中。
慧远用建立佛教礼制的办法，促成佛教在中国社会的独立发展。
南北朝以来，主张调和儒释道的僧俗，皆遵循着慧远的主张。
道教的经书同样也引入儒家的忠孝礼法思想来消弥原始道教中不利于统治的内容。
佛、道之间也是互为影响，互为吸收。
南朝张融、孟景翼提倡佛道同一，分别写有《门律》和《正一论》，周颙则主张儒道一致，写有《三论宗》。
道教对佛教的吸取不仅表现在理论教义、斋醮科戒方面，道教神像也受到佛教影响开始刻石造像。
佛教也受到道教的影响，有些佛教石窟壁画中，同时也画有道教的神像。
有些石碑则是佛道神像并存。
南北朝后期，儒道佛的融合可从佛教的疑经《清净法行经》有所体现：佛遣三弟子震旦（指中国）教化，儒童菩萨，彼称孔丘，光净菩萨，彼称颜渊，摩诃迦叶，彼称老子。
孔子、颜渊、老子皆为佛弟子，反映了三教合一的思想。
另外《提谓经》中把五戒和中国的阴阳五行相结合，以五戒配五常、五行、五方、五星、五藏。
这些被认为是伪疑的经书的内容反映了儒道释经过魏晋南北朝几百年的磨合后，已趋向于合一，尤其是外来的佛教更显现出向中国本土文明转化的迹象。
儒、道、佛三者关系中，儒家与道教都是中国本土文化，两者冲突不大，更多的是道教对儒家的吸纳，如范文澜先生所说的儒家对道教不排斥、不调和，道教对儒家是调和不排斥。
佛教是外来的文明，当它移植到中国时，必然面临着适应本土文化的问题。
在其最初传入时，先是依附黄老之术、后是借助玄学以及佛经的翻译往往借助中国传统思想和老庄玄学的概念、名词来解释佛教教义，都是为适应中国本土文化而做的调适。
面对中国占主导地位的儒家时，也是强调与儒家思想的相通之处。
三国孙吴时康僧会提出儒典之格言，即佛教之明训。
东晋释慧远把儒家的基本思想纳入佛教的教义中，把儒家的礼观念引入佛教，将佛教与名教结合，两者“出处诚异，终期则同”
。
佛教与道教之间更多的是论争与冲突，但二者之间也是互有影响和吸纳。
儒、道、佛三者之中，显现更多的是佛教为应对来自本土的儒道的攻击以及为之而做出的调适。
为扩大佛教的流传，佛教僧人常与统治者上层广泛接触，甚至为统治者出谋划策，以换取世俗政权的扶持。
虽然有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的灭佛行为，但总的来说佛教在其传入中国过程中，更多的是符合世俗政权的利益与需要，从而开启佛教的世俗化。
佛教的世俗化还反映在其传播过程中，为获取广大的下层社会民众的信奉，对于中国民间的巫鬼祠祀采取迎合和吸纳的态度。
佛教寺院为吸引信众，每逢佛教节日举行活动，用多种多样的形式宣讲佛经，寺院逐渐成为民众祈福还愿、超度亡灵的场所。
佛教的传播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表现出来的本土化和世俗化趋向，进入唐朝后更为明显，并最终完成佛教中国化。
[1]（西晋）常璩：《华阳国志》卷2《汉中志》。
[2]（北宋）李昉：《太平御览》卷123《十六国春秋·蜀录》。
[3]（汉）戴德：《礼记》卷46《祭法》。
[4]（西汉）司马迁：《史记》卷28《封禅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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