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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家修道却是“方外之宾，迹绝于物”
。
他把在家信徒与出家僧人作了区别，指出在家信徒应遵守世俗社会的礼法规定，出家修行的僧人则应保持不敬王者的独立性。
慧远进一步把儒家的基本思想纳入佛教的教义中，把儒家的礼观念引入佛教。
他将佛教与名教结合，两者是“出处诚异，终期则同”
，为此后中国佛教所遵循。
北方佛教与王权的关系则有所不同，北魏时僧法果把北魏太祖道武帝比作当今如来，认为“沙门宜应尽礼”
，拜王即等于拜佛。
然而，到魏太武帝时，则发生了佛教史上著名的灭佛事件。
太平真君七年（446）毁灭佛法，下令北魏统治境内所有僧尼都要还俗，有躲避逃跑的人，一旦被抓到便枭斩，造成“一境之内无复沙门”
。
这对佛教的打击非常激烈，魏太武帝灭佛表面看似乎是因为北魏太武帝信奉道教，受到道士的蛊惑，更深层次的原因还有佛教自十六国以来一直得到统治者的扶持，拥有大量的土地和僧众，形成势力雄厚的寺院经济体，隐然对世俗政权产生威胁。
许多下层民众为逃避赋税和徭役出家为僧尼，僧尼伪滥情况严重，人口的流失严重影响到官府的财政收入，最后的导火线是太武帝查到长安寺院发现兵器，导致太武帝下达严苛的灭佛令。
北朝时期另一起灭佛事件是北周武帝灭佛，与北魏太武帝灭佛有所不同的是佛、道同时禁断，下令佛教沙门、道教道士都要还俗为民。
北周武帝灭佛之前曾组织多次儒释道之间的辩论，司隶大夫甄鸾上《笑道论》，释道安作《二教论》辨析佛教的优先地位。
北周武帝虽然佛道同时禁断，但他实际上对儒释道三者的次序是儒、道、释。
北周武帝禁断佛、道，主要是从政治上考虑，强迫僧尼还俗者达300万，差不多是当时国家编户的110人口，这对于北周政权来说是可观的劳动力和军队的来源。
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的灭佛是世俗政权与佛教冲突的结果，世俗政权利用国家权力打击限制佛教势力的发展，使其屈从于世俗政权之下，不能对世俗政权构成威胁。
北朝除了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的激烈反佛外，其余帝王都对佛教十分优容，然朝臣及道士对佛教的攻击却一直没有间断。
朝臣大都是从儒家礼法及政治经济因素角度来反对佛教的过度发展。
佛道之间的相争主要表现在王权之前相争高下，北魏明帝时释道双方辩论于朝殿，相争优劣，结果道教一方败北。
与北朝不同，南朝没有发生灭佛限佛事件，对佛教的反对更多是在理论上的论争。
佛教与道教间的互相斗争，早在西晋，道士王浮与沙门帛法祖论争佛道二教正邪，但王浮总辩论不过帛法祖，只能作《老子化胡经》，诬谤佛法。
南朝儒、释、道之间的论争主要是儒道与释的论争。
刘宋时，衡阳太守何承天作《报应问》，南郡王刘义宣作《与张新安论孔释书》，批判佛教的因果报应说，本身为佛教徒的释慧琳则著《黑白论》对佛教的因果报应说和空观理论进行抨击。
由此引发了论争**。
道教徒顾欢从夷夏之别撰写《夷夏论》以反佛教，以老子化胡说为依据，论证佛教由老子所创，二教同源，道则佛也，佛则道也。
他认为是夷狄之教，不应为华夏所法。
例如，棺殡椁葬，是中国的制度；火焚水沉，是西戎习俗。
全形守礼，是续善之风教；毁貌易性，是绝恶之行为。
现在很多无知的人却露首偏踞，滥用夷狄之礼。
《夷夏论》引起了佛教界的强烈反响，纷纷著述反驳。
代表作有《与顾道士析夷夏论》、《难顾道士夷夏论》、《疑夷夏论咨顾道士》、《驳顾道士夷夏论》、《戎华论析顾道士夷夏论》等。
夷夏之别是儒、道攻击反对佛教的主要论点。
对佛教的批判的还在于佛教势力壮大后，寺僧的一些行为与佛教所主张的无为绝欲相违背，僧侣伪滥的现象十分严重，寺庙中的僧人很多只是为逃避官府的赋役，影响到了官府对民众的管理。
东晋末桓玄所下沙汰沙门的教书中指出：佛教的主张在于无为绝欲，但现在寺院的僧尼却违背佛道，竞相奢**。
很多僧尼并不是真正的信奉佛教，只是为了避役而逃到寺庙出家，一县之中甚至有数千人出家，形成聚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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