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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人在月旦品评人物的过程中，渐渐默认了这一点，并成为他们普遍信奉的准则。
人们推求行名，目的原本在于品评人物。
然而在此过程中，引出了“言不尽意”
之说，最终归宗于无名无形，这就从名家转向了道家。
日后王弼采纳“言不尽意”
之义，加以变通，提出“得意忘言”
，于是名学的原则摇身一变成了玄学家首要的方法。
这种“得意忘言”
的新方法，首先用于解释经籍。
汉代经学依据“章句”
，照此说理，拘泥文句。
魏晋之人则注意“会通其义而不以辞害意”
。
这种差异的影响一直持续到隋唐时期。
《世说新语》中说“北学深芜，南学清通”
[19]。
因为北学上承汉学，而南学则为玄学一脉。
其次，这种方法也用于会通儒道二家之学。
从学理上讲，儒道两家有根本上的差异。
但魏晋人士照此新方法，主张儒、道根本上并无差异，两家典籍中的矛盾之处也可依“得意忘言”
之法予以忽略，这就将两家学说统合在一个框架之内。
最后，这种新方法还影响到了当时人们的立身行事，形塑了“重神理而遗形骸”
的人生取向。
东汉灭亡后，统一的政治经济体制连同与之配套的意识形态分裂为一个个的碎片。
如何依据新的形势，把这些碎片重新拼合起来，就成了魏晋时期人们共同面临的历史任务。
道家学说的复兴，为人们提供了新的思想资源；现实问题中衍生出的“言意之辨”
，为人们重新诠释经典提供了新的方法。
思想资源的补充加上哲学方法的革新，促成了魏晋玄学的兴起，进而影响到整个时代的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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