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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格为“帝之臣仆”
。
一部分人摇舌鼓唇以求取当权者的青睐，在官僚队伍中实现自身抱负；另一部分人则高标自持，恪守一种近乎教条的理想主义和古典知识，以此与他人区分开来，从而维护自身的独立地位。
受理想主义的影响，社会上出现了“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
[6]的婞直之风，开后来月旦品评人物风气之先河，涌现出一批“名士”
。
执着于古典知识的倾向则与古文经学的发展合流，于是社会上酝酿出一种以博闻强记、寻求经典正解为特征的为学风气。
西汉中后期以降，古文经学逐渐在民间学者中普及，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可。
在时人看来，今文经学之失在于牵强附会。
班固（32—92）批评今文经学家说：“后世经传既已乖离，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
后进弥以驰逐，故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
[7]如果说今文经学着眼于将思想转化为实用手段的话，那么古文经学家则走上一条推崇历史知识、文字知识与博物知识的道路，形成了“古学”
与“通儒”
的新取向。
他们强调的不是神秘体验也不是任意想象，不是对圣贤哲理的敬虔心情也不是对微言大义的钩玄索隐，而是历史、事物以及语言文字的确定性知识。
比如许慎的《说文解字》和《五经异义》即是通过整理文字来理清经典的意义，其子许冲在介绍前者的博大时强调说：“六艺群书之诂，皆训其意，而天地、鬼神、山川、草木、鸟兽、昆虫、杂物、奇怪、王制、礼仪、世间人事，莫不毕载。”
[8]广见博闻与品行高洁一样，成为备受人们推崇的品格，贾逵、马融、郑玄等人相继执一时之牛耳，将此种风气发扬壮大。
然则古文经学虽在治经方面优于今文经学，却缺乏理论深度，未能如今文经学一样提出系统的哲学体系。
后世今古文经学的争论愈演愈烈。
两汉之间，古文经学一度逆袭，获得官学地位，但今文经学的统治地位却相当稳固。
截至东汉末年，在官方和民间的共同努力下，今古文经学之争暂时平息。
对于旧意识形态打击最为沉重的是黄巾军起义。
这场起义将东汉王朝拖入分崩离析、生灵涂炭的境地。
随着东汉统一国家的崩溃，经学思潮失去了它所依附的主体。
在汉魏之际的历史环境下，用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对传统的宗法文化进行论证和解释已经显得不合时宜。
但由于古文经学缺乏更高层次的理论兴趣，时人无法做出新的论证和解释，并提炼出一种新的哲学。
传统文化中的生活准则就成了失去思想灵魂的僵死条文，无法发挥调节人们行为的作用。
所以时人便自然而然地转向诸子之学中寻找有用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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