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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广东，曾经批评一个革命文学家——现在的广东，是非革命文学不能算做文学的，是非“打打打，杀杀杀，革革革，命命命”
，不能算做革命文学家的——我以为革命并不能和文学连在一块儿，虽然文学中也有文学革命。
但做文学的人总得闲定一点，正在革命中，那有功夫做文学。
我们且想想：在生活困乏中，一面拉车，一面“之乎者也”
，倒底不大便当。
古人虽有种田做诗的，那一定不是自己在种田，雇了几个人替他种田，他才能吟他的诗；真要种田，就没有功夫做诗。
革命时候也是一样；正在革命，那有功夫做诗？我有几个学生，在打陈炯明时候，他们都在战场；我读了他们的来信，只见他们的字与词一封一封生疏下去。
俄国革命以后，拿了面包票排了队一排一排去领面包；这时，国家既不管你什么文学家艺术家雕刻家；大家连想面包都来不及，那有功夫去想文学？等到有了文学，革命早成功了。
革命成功以后，闲空了一点；有人恭维革命，有人颂扬革命，这已不是革命文学。
他们恭维革命颂扬革命，就是颂扬有权力者，和革命有什么关系？
这时，也许有感觉灵敏的文学家，又感到现状的不满意，又要出来开口。
从前文艺家的话，政治革命家原是赞同过；直到革命成功，政治家把从前所反对那些人用过的老法子重新采用起来，在文艺家仍不免于不满意，又非被排轧出去不可，或是割掉他的头。
割掉他的头，前面我讲过，那是顶好的法子咾，——从十九世纪到现在，世界文艺的趋势，大都如此。
十九世纪以后的文艺，和十八世纪以前的文艺大不相同。
十八世纪的英国小说，它的目的就在供给太太小姐们的消遣，所讲的都是愉快风趣的话。
十九世纪的后半世纪，完全变成和人生问题发生密切关系。
我们看了，总觉得十二分的不舒服，可是我们还得气也不透地看下去。
这因为以前的文艺，好象写别一个社会，我们只要鉴赏；现在的文艺，就在写我们自己的社会，连我们自己也写进去；在小说里可以发见社会，也可以发见我们自己；以前的文艺，如隔岸观火，没有什么切身关系；现在的文艺，连自己也烧在这里面，自己一定深深感觉到；一到自己感觉到，一定要参加到社会去！
十九世纪，可以说是一个革命的时代；所谓革命，那不安于现在，不满意于现状的都是。
文艺催促旧的渐渐消灭的也是革命，（旧的消灭，新的才能产生。
）而文学家的命运并不因自己参加过革命而有一样改变，还是处处碰钉子。
现在革命的势力已经到了徐州，在徐州以北文学家原站不住脚；在徐州以南，文学家还是站不住脚，即共了产，文学家还是站不住脚。
革命文学家和革命家竟可说完全两件事。
诋斥军阀怎样怎样不合理，是革命文学家；打倒军阀是革命家；孙传芳所以赶走，是革命家用炮轰掉的，决不是革命文艺家做了几句“孙传芳呀，我们要赶掉你呀”
的文章赶掉的。
在革命的时候，文学家都在做一个梦，以为革命成功将有怎样怎样一个世界；革命以后，他看看现实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于是他又要吃苦了。
照他们这样叫，啼，哭都不成功；向前不成功，向后也不成功，理想和现实不一致，这是注定的运命；正如你们从《呐喊》上看出的鲁迅和讲坛上的鲁迅并不一致；或许大家以为我穿洋服头发分开，我却没有穿洋服，头发也这样短短的。
所以以革命文学自命的，一定不是革命文学，世间那有满意现状的革命文学？除了吃麻醉药！
苏俄革命以前，有两个文学家，叶遂宁和棱波里，他们都讴歌过革命，直到后来，他们还是碰死在自己所讴歌希望的现实碑上，那时，苏维埃是成立了！
不过，社会太寂寞了，有这样的人，才觉得有趣些。
人类是欢喜看看戏的，文学家自己来做戏给人家看，或是绑出去砍头，或是在最近墙脚下枪毙，都可以热闹一下子。
且如上海巡捕用棒打人，大家围着去看，他们自己虽然不愿意挨打，但看见人家挨打，倒觉得颇有趣的。
文学家便是用自己的皮肉在挨打的啦！
今天所讲的，就是这么一点点，给它一个题目，叫做……《文艺与政治的歧途》。
（一九二七，十二，廿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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