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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
先是西北数十州多宿重兵，地租营田皆不能赡，始用和籴之法。
有彭果者，因牛仙客献策，请行籴法于关中。
［九月］戊子敕：「以岁稔谷贱伤农，命增时价什二三，和籴东西畿粟各数百万斛。
」自是关中蓄积羡益，车驾不复幸东都矣。
癸巳敕河南、河北租应输含嘉太原仓者皆留输本州。
是西北边州本行和籴之法，而牛仙客、彭果因以推行于关中。
牛仙客本由河湟典史历官西北甚久，以能足食足兵显名，致位宰相，则西北和籴之法仙客必早已行之而有效。
而其所以能着效者，除有充足之财货足以为和买之资外，尚须具备有二条件：一为其地农民人口繁殖，足以增加农产品数量，二为其地已习用此类带有强迫性收买之方法。
请略言之：
和籴者，就地收购农产物之谓，故必须其地农民人口繁殖，有充分之生产，始得行收购之实。
隋季西北诸州虽罹战祸，然休养生息至唐玄宗之晚年，必已恢复繁盛，加以政府施行充实西北边州之政策，故其地遂为当日全国最富饶之区域。
通鉴贰壹陆唐纪叁贰天宝十二载以哥舒翰兼河西节度使条述当日河西之盛况（寅恪案：此采自明皇杂录，又元氏长庆集贰肆和李校书新题乐府西凉伎一诗亦可参考。
）云：
是时中国盛强，自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
当日西北边州富庶若此，和籴政策第一条件既已备具，则就其地以推行此政策，自不困难，可无疑也。
又和籴之法若官所出价，逾于地方时估者甚高，虽可以利诱民，然政府所费过巨，如收购之数量甚多，则不易支久；如官方所出价与地方时估相差无几，则区区微利之引诱，必不能使农民自动与胥吏交易。
盖农民大抵畏吏胥如虎狼，避之惟恐不及，此则无古今之异，不俟烦言而解者也。
是以必带有习惯性及强迫性，和籴之法始能施行有效，而不致病民。
考西北边州自隋开皇时已行按户纳粟于官仓或军仓之制，其性质即与白香山所谓「散配户人，严加征催」，实无不同。
虽西北边州施行贞观义仓之制，已变为一种赋税，而史言西北宿重兵，其地早行和籴，则和籴之法在西北边州谅亦不过依隋代按户纳粟于军仓之制，但略给价，以资利诱，其基本之手续方法似无大异，以上下相习，为日已久，遂能成效卓著也。
至元和时关中和籴之法所以变为厉民之政者，盖和籴之法本带强迫性质，以非如是，无以成事，不过值国库优裕，人民富庶之时，政府既能给价，人民亦易负担，故当时尚不视为病民之政耳。
此和籴之法所应具备之第二条件也。
总而言之，西北边州早行和籴之法，史已明言。
牛仙客推行引用于关辅，此和籴之法乃由西北地方制度一变而成中央政府制度，所谓唐代制度之河西地方化者是也。
至和籴之法在西北开元二十五年以前其详虽不可考，但今敦煌所出写本中犹存天宝四载豆卢军和籴计帐残本，（刊载敦煌掇琐中辑陆陆号，寅恪曾考论其中升斗两字，载一九三六年十月清华学报读秦妇吟文中。
）尚可据以推知其大概也。
玄宗既用牛仙客和籴之法，关中经济可以自给，则裴耀卿转运江淮变造等农产品之政策成为不必要。
但江淮之农产品虽不需，而其代替农产品可作财货以供和籴收购之（麻）布，则仍须输入京师，藉之充实关中财富力量也。
故旧唐书玖玄宗本纪下（参考前引通鉴开元二十五年条及唐会要捌叁租税下所载开元二十五年三月三日勅文。
）云：
开元二十五年二月戊午罢江淮运，停河北运。
通典陆食货典赋税下略云：
［开元二十五年定令］，其江南诸州租并回造纳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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