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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清政府借“预备立宪”
欺骗国人，从而达到皇族亲贵大肆集权、镇压革命的目的完全暴露，革命活动更加高涨。
与此同时，立宪派对清政府预备立宪的幻想也随之破灭。
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
清政府又公布《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企图挽救危局，但为时太晚。
三百年来的清王朝和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被彻底推翻！
这，也许是欺骗的代价。
朝中无人，舍他其谁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当预备立宪运动进入**阶段时，慈禧深感身边无人。
也就是说，没有得力的人，在身边协助她推行新政、维系朝局、力挽狂澜。
其实这也不难理解。
一方面，大清国势在一步步走向衰落，国家对人才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丧失殆尽，“同治中兴”
那种人才济济的局面不会再出现了。
此时的局面是，人心背离，各自为政，天下非常乱套。
另一方面，辅佐朝政的军机大臣，其能力和名望一代不如一代。
慈禧在戊戌政变后调整的几位军机大臣，至今也没剩下几个。
礼亲王世铎已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另任宗人府宗令；刚毅因为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主战，事后被慈禧当做替罪羊斩首；赵舒翘也因为主战，事后被慈禧赐死；裕禄在此战中兵败自杀身亡；荣禄也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三月去世了；剩下的只有王文韶这个汉族军机大臣了。
但从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到预备立宪期间，慈禧又补充了几位军机大臣，他们是汉臣鹿传霖、瞿鸿禨、林绍年，满臣奕劻、荣庆、世续、铁良等人，其中奕劻是军机处领班大臣。
从满汉比例上看来，大致相当，但这几个人都挑不起大梁，汉臣王、鹿、瞿、林平庸无能，奕劻心术不正，世续和铁良等人都是新生代皇亲，排汉情绪非常强烈，根本不利于辅政。
危局需要拯救，朝局需要维系，而这几个人都不是治世能才，这可不行。
如果不物色一个能挑大梁的人入参军机，主持军政大务，那可真就国将不国、朝将不朝了。
值此危急时刻，慈禧想到了两个人：张之洞和袁世凯。
是的，此时也只有这两个人，才能担当维系朝局、拯救朝廷的重任。
因为在朝廷重臣中，李鸿章和刘坤一相继走了，剩下的也只有张之洞和袁世凯了。
也只有让这两个汉臣入参军机，才能有效化解全国各派各族人民的反清情绪。
张之洞和袁世凯有理由入参军机，因为是他们两个人扛起了清末新政，他们都以卓越的新政实绩而称雄南北，两两相望。
尤为重要的是，他们两人编练的新军，属国内顶尖军队，无人能敌，这也是他们称雄南北的因素之一。
纵观天下朝臣和疆臣，没有谁的能力和实力超过他们。
特别是张之洞，他的名望、资历、学识和实绩，又绝非袁世凯能比。
因此，他是入参军机的第一人选。
再辞军机
其实早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后，慈禧就考虑让张之洞入参军机。
当时，北上谈和的李鸿章也有意推荐张之洞，但张之洞不愿与李鸿章为伍，也不愿欠他的人情，于是发了一篇电文，通过盛宣怀转告李鸿章：谢谢你的美意，我最近这两年身体状况太差，心血耗尽，不能担此大任，“千万叩头奏求”
你不要推荐我，莫害鄙人我！
张之洞的身体状况差这倒不假，他不愿和李鸿章为伍也是实情，但这都不是他再辞军机的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有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戊戌变法前夕，光绪和朝廷忽悠了他，这虽然是政敌翁同龢的算计，他也因此免蹚浑水而后快，可他毕竟是被忽悠了，他跌了份儿，他很不爽，他怕再次被忽悠。
第二，他不愿离开湖北，湖北也离不开他。
湖北很多大事，有的他正在干，比如改制铁厂，扩建枪炮厂和各类院校；有的他还没干完，比如督建卢汉、粤汉铁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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