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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史事的沉思，对于“义”
即史识的表达，看重这二者的结合，这是他的卓见。
《文选·序》末了说：“凡次文之体，各以汇聚。
诗、赋体既不一，又以类分；类分之中，各以时代相次。”
值得注意的是，在文、史分途的情况下，史论能够作为一种文体而受到重视，这充分反映了史家在史论艺术上所达到的成就之高。
萧统说的“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
，同范晔提出的“精意深旨”
、“笔势纵放”
，虽语出文、史两途，而其义实则一致，这不是偶然的。
《文选》有很大的社会影响，它对于史论的重视，在推动人们关注和探讨史论的发展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
在文与史都获得高度发展的情况下，史论乃被作为一种文体看待而受到重视。
宋人编纂的《文苑英华》1000卷，从卷七百三十九至卷七百六十共22卷为各种“论”
，其中有三分之二属于史论，而它明确标明“史论”
的有4卷（卷七百五十四到七百五十七）。
《文苑英华》上续《文选》，故所辑大多唐人作品，其中史论亦颇多精彩篇章，而以魏徵、朱敬则、杜佑、柳宗元的史论最为知名。
《文选》和《文苑英华》皆以“史论”
立目辑入有关的史论，这一方面说明史论自有它的魅力，因而受到人们的重视。
另一方面也说明文学家、文章家的修养，是不能没有历史思想的熏陶的。
这两个方面，都反映出史论的社会作用和社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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