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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有一句说一句,我总觉得事情并非那么简单。
我想,按理说应夔丞做的事一定和陈其美有关。
他以为他这样做就是革命的,否则,应夔丞不会铤而走险,赔上自己的身家性命也在所不惜!”
邓兆麟继续说:“三个主要当事人,凶手武士英在狱中被离奇谋杀,洪述祖逃亡不知去向,应夔丞又在狡辩,指鹿为马,满口白牙,根本无法结案。”
“因此,应夔丞矛头指向袁世凯,成为唯一的指控;就是不当真,事实的真相也就此不会大白于天下。
袁世凯在国人眼里是一个背信弃义的家伙:他在1898年背叛了改良派;在1911年背叛了清廷;在1913年的今天,会不会又将背叛民国哪?他那种灵活机警,力图混合新旧事物和坚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帝国作风,同样也在提醒人们:他热衷于一种不受道德监督的个人权力。
说他是杀害宋教仁的元凶,这完全可能。
但是,如果陈其美或其它的革命党人也共同参与了对宋教仁的谋杀,那末,这个结果会让国人不寒而栗:他们同样热衷于一种不受道德监督的个人权力。
也许,他们比袁世凯更可怕。”
一阵令人窒息的沉默。
接着“大学士”
郭林也开始了他的论述:回到正题上。
宪法在我国,其实和在西方国家的作用不尽相同。
在西方,宪法是为了保护个人权利、协调利益冲突的准则。
而在我国,宪法更多地是为了唤起民族共识和防止重大失误的盾牌。
但是不管在我国还是在西方,宪政都是国家政治精英们捷足先登的舞台,只不过,我们还是第一次接触,人们还不熟悉,还不知晓,这就要有一个反复的过程。
就像古代国家行大事需要大祭一样,一部宪法也需要用血来祭。
宋教仁的血就是宪法的先驱者。
清末,成千上万的立宪派进行了无数次的磕头,也没有磕出个所以然。
但是民国后的今天,国家政治精英中最具影响力的,比较而言还是他们。
他们又是民国经济最大的拥有者,决定了国家经济的发展方向。
因此,他们出自于各自的利益上,部分接受了宋教仁政治理想,成功地上演了宪政的处女秀,在第一次国会大选中击败了袁世凯的力量,预演了新的一幕。
这些国家政治精英们,又同时占据了各省地方上有利地位,把宪政向纵深推广。
这是辛亥革命后,可喜的社会变化,他们对封闭的社会带来了一丝新鲜的空气。
然而,这些国家政治精英们却和旧社会联系最多,他们有的是地方士绅,有的就是旧官僚,他们对于国家的富强不抱奢望,他们更感兴趣的是地方力量的增强。
所以他们提出联省自治的要求,进一步扩大地方的实权。
他们和袁世凯是有矛盾的。
国家政治精英们中第二种组成部分则是受新知识影响的成员:教师、律师、工程师、记者和新军人等。
新式教育和出国留学考察、激进报刊书籍等对他们影响很大。
他们更关心的是国家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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